“后启示录”电影是科幻电影中的一个亚类型，它以大灾难发生后的末日世界为背景，关注灾难后的废墟景观及幸存者的生存与救赎。“后启示录”由“启示录”衍生而出，《启示录》（《圣经·新约》的最后一卷）预言了末日世界，后启示录则以末日世界为起点展开延续性想象。20世纪以前，“末日情结”是从宗教意义上言说，人类对于世界毁灭的恐惧源于神的意志。而二战、冷战与核战威胁、“9·11”恐怖袭击、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全球变暖、人工智能、病毒疫病、外星生命等带来的恐惧，让人类逐渐意识到毁灭世界的力量来自于自己，“末日情结”便成为人类对于自身科技滥用以及文明覆灭的焦虑与恐惧。后启示录电影中的末日想象，便是对这种生存焦虑的回应。

英文中“后（post-)”前缀带有对主体词的反思或者批判，后启示录电影以启示录预言的末日世界为起点，探讨末日后人类何去何从，天然地具备了人性思索与社会批判的功能。以造成末日世界的大灾难来分，后启示录电影可以分为许多子类别，如战争后启示录（《艾利之书》）、核战后启示录（《隔绝》）、生态灾难后启示录（《未来水世界》），以及病毒后启示录等。病毒后启示录电影包括，《十二猴子》（1995）、《惊变28天》（2002）、《活死人黎明》（2004）、《我是传奇》（2007）、《致命拜访》（2007）、《末日侵袭》（2008）、《天外来菌》（2008）、《末日病毒》（2009）、《第七阶》（2011）、《釜山行》（2016）、《病毒》（2016）以及《生化危机》系列等。

自人类诞生起，病毒一直相伴始终，从鼠疫、天花、霍乱，到艾滋病、埃博拉、H7N9病毒、SARS病毒，再到今天的冠状病毒。病毒与现代文明的深层关系，使其作为要素构建后启示录电影的末日想象时，更具警示寓言和反思批判的文化功能。

病毒废墟：生存机制下的权力与人性

后启示录电影与基督教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大部分后启示录电影的基本叙事框架遵循着“末日降临—生存/救赎—新生”的模式。

《我是传奇》开始便营造了一片城市废墟景观，病毒侵袭后的曼哈顿岛空无一人，杂草丛生、动物横行，所有的城市文明产物都成为一片废墟，奈维尔上校作为幸存者孤身一人在城市游荡，通过和商店里的假人对话找回其社会性，这种巨大的孤寂、绝望与衰败的废墟景观是后启示录电影的影像特点。《惊变28天》中病毒蔓延后空无一人的荒凉伦敦和教堂里堆满的尸体，《十二猴子》中因病毒盘踞而寸草不生、终日严寒的大地，这些视觉上荒凉与衰败的病毒废墟无不带有末日想象的色彩。在这种陌生化的废墟空间里，人类社会的文明、法律规则等日常生活经验失效，幸存者回到最原始的状态，生存成为了最首要的问题。

在末日废墟的极端环境中，生存机制与权力、人性的互动显得格外醒目。在一些末日想象中，社会秩序还未被完全毁灭，残存的政府掌控着生存机制。《第七阶》中，全面暴发的流感是政府的一场阴谋，是经济衰退时控制人口过剩的计划，鼓励人类自相残杀，活下来的人就可创造新世界新秩序；《末日侵袭》中，政府设置高墙，高墙外的人类进入无政府状态，自生自灭、互相残杀，高墙内的社会也因不堪承载而陷入崩溃的边缘；《釜山行》中，病毒全面暴发，但政府仍在隐藏事件真相；《天外来菌》中，政府为抑制病毒扩散，下令用核弹炸毁疫区，但核辐射却助力了病毒的扩散。

当政府缺席，社会秩序不复存在后，生存机制便简化为原始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在此之下展现的人性触目惊心。《惊变28天》中，驻守在曼彻斯特的几个军人组成了安全区，他们凭借武器力量，谎称能为幸存者提供庇护。当主人公吉姆获得反击力量后，对这群军官进行了暴力屠杀，带领两个女性突出重围；《末日病毒》中，哥哥为了生存不得不抛弃已被感染的女友，而当他也染上病毒并成为弟弟生存的阻碍时，则被弟弟杀死。亲情与爱情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机制面前轰然倒塌，病毒之下，有着比病毒更可怖的东西。

当然，一些电影也在末日废墟和人性乱象之外延续着温情。《釜山行》中的父亲加入拯救队伍，自己遭到感染后，为救女儿和孕妇自杀而死；《惊变28天》中，在被病毒占领的恐惧空间里，幸存的4个人在郊外美丽的自然风光之下的短暂逃离，使人逐渐意识到比生存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撑与信任的情感。

病毒之源：人类原罪与救赎之路

在寻求生存与救赎时，所有影片都指向一个问题：病毒由何而来。《十二猴子》中，病毒学家的助手偷出病毒进行传播，因为他相信人类必将终结的启示；《我是传奇》中，医学家将病毒研究用于癌症治疗，结果引发了突变，90%的人口从地球上永远消失；《生化危机》中，保护伞公司为军方研发生化武器T病毒，员工为换取利益，在偷出T病毒时导致病毒爆发，毁灭了整个地球；《天外来菌》中，军队向太空发射卫星捕获太空生物和细菌，最后捕获到一种无法控制的致命病毒。

后启示录电影本身源自20世纪后人类力量的不断扩张造成的恐慌。当这些力量无法控制、人的欲望无法遏制的时候，末日审判必然降临，是人类的狂妄与贪婪、堕落与丑恶让他们自食其果。电影中探讨病毒的来源是为了最终的救赎，这种救赎分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幸存者找到安全区，保证自我生命上的安全；第二层次是在自我生命得到救赎的前提下，要找到消灭病毒的方法，帮助其他人拯救生命；第三层次是，在生命得到救赎的情况下，精神与灵魂也要得到救赎。对应救赎的三个层次，能在电影中找到不同的救赎结局：《活死人黎明》中，逃出病毒与丧尸的包围后，幸存者找到的家园却是另外一片聚满丧尸的土地；《末日病毒》中为生存不择手段的弟弟最后幸存下来，然而其精神上的自我折磨比死亡更为残酷与恐惧。《十二猴子》中，詹姆斯被科学家不断派到过去寻找病毒源头，但他的每一次行动都在推动着过去既定事实与逻辑的发生，病毒扩散、世界毁灭的结果没有被改变。《天外来菌》中，人类在分析外星病毒时，发现了未来人类传递的消息，告知了可消灭病毒的方法。在这种时空旅行的时间闭环里，人类得不到救赎的宿命论预言令人反思。

病毒之思：对科技发展的反思与质询

在病毒后启示录电影中，几乎大部分电影中都有丧尸的身影，他们是感染了病毒的人类，失去意识、身体变异，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丧尸是现代文明中人类异化的一种象征。

丧尸是病毒的变体，电影用鲜血淋漓的镜头与骇人的特写加深对病毒恐惧的实体隐喻。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部分电影中，作为病毒变体的丧尸实质上充当的是一种娱乐化、感官化的体验工具，它仅仅作为传递恐怖与刺激的形象存在，这种倾向消解了病毒在后启示录电影中所携带的批判性内涵，一些电影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活死人黎明》中女丧尸生子的情节令人震撼，它从生命伦理的意义上唤起了对丧尸非人化归类的反思；《惊变28天》中，吉姆为了自救而杀死变成丧尸的男孩，心中充满负罪感。当吉姆来到军营中，看到长官将变异的士兵琼斯作为“研究对象”禁锢起来以观赏他的癫狂。《我是传奇》中，上校抓回来研究的女夜魔是夜魔统领的女儿，上校试图为她注射血清以使她变回人类，夜魔的形象不再是娱乐化中用作感官刺激的工具，已经演化成为不同于人的另外一个物种，具有感情和“人性”。

后启示录电影的末日想象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逻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末日论的预言。关于洪水灾难，在基督教语境中是末日论基调，人类有原罪，救赎需要依靠上帝；而在中国文化体系里，大禹治水中的洪水末日并没有悲剧意味，反而强化了中国人的搏斗精神。中国科幻电影正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电影实践并不成熟，文化语境与现实情况都让中国缺乏后启示录电影。当然，关于病毒的影视倒是不少，如1999年的电视剧《一级恐惧》，颇具反思意义，香港也有类似于丧尸的僵尸片，但它们都不是科幻作品。

《流浪地球》以后，中国科幻的发展愈发壮大，但在这样的高热度下，更应返回本源思考科幻的本质与意义到底是什么。科幻不仅仅是呈现未来的想象图景，更应该具备对当下科技与发展的反思与质询。后启示录电影就表达了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改变着它的关注点。中国需要这类具有反思意义的后启示录电影，并形成独具民族个性的表达。在全球化框架联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面对末日想象、面对病毒与灾难，如何更好地关注个体，如何警醒人类重新学会谦卑地对待自然与生物，中国式表达应当给出不同的反思与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