辻井乔其人

在战后的日本现代文坛，辻井乔（1927-2013）的存在是一个奇迹，又像一个神话。他的奇迹首先在于他写作身份的复杂，他既是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同时又是跨领域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的神话则在于他曾是一位拥有10数万公司职员的老板，堤清二（辻井乔的真名）不仅是日本经济界的巨擘，也是日本商界如雷贯耳的著名人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鼎盛时期，他经营的多家企业中，单是西武百货店的年度营业额就鳌踞世界之首，达至近万亿日元。

从辻井乔的生平和创作年表简编来看，他成为文学家似乎由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所注定。孩提时代，他在身为歌人的母亲身边度过了耳濡目染的文学时光，开始接触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并对俳人松尾芭蕉等产生兴趣。高中时代，他虽与友人一起创办文学同人杂志，但并没有进行更多实质性的创作实践，只能说他在这段时期认知了文学的门槛。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开始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使他的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契机使他很快化名横濑郁夫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成为一名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对于在小学和中学时代接受过“效忠天皇”、“为天皇战死”等军国主义教育的辻井乔来说，也许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学说把他从“黑暗的过去”中拯救出来的。辻井乔从这种解脱和觉醒意识中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与昨天的自己彻底诀别。这种思想一直贯穿着他的人生，也体现在他的作品精神里。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也使他不得不背叛家庭，尤其是政治上有着显赫地位、又是一位大资本家的父亲——堤康次郎，父子俩在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分道扬镳就始于这一阶段。

辻井乔最初发表小说时还是一位在东京大学经济系读书的二年级学生，那篇发表在同人杂志《金石》上的小说，正如他自己在随笔中所坦言，是受到他当时接触过的作家野间宏和无产阶级作家、诗人中野重治的影响创作的。他的诗歌写作在发表小说的数年之后，时间是1952年，时值诗人25岁，是他在病榻上得知日本学生运动遭到警察的镇压并导致流血事件后，在极度悲愤和求助无援沮丧的心境下开始的。就是说，他是被愤怒和绝望造就出的诗人。辻井乔诗歌中的悲壮情怀和悲剧意识或许正源于他这种独特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受。

“隐喻诗人”

1955年，经“列岛”派诗人木岛始（1928－2004）的举荐，辻井乔的处女诗集《不确切的早晨》由书肆尤里卡社出版，并由此开始使用辻井乔这一笔名。这部格调深沉、思想性极强带有尖锐社会批判意识的诗集，在当时并没有为他在诗坛赢得应有的声誉。其原因被文艺批评家粟津则雄分析为还没有从“摸索中脱离”出来所造成。从辻井乔出版的数十部诗集来看，这种定论能够成立，但若从这部诗集的文本出发，我个人觉得，诗人辻井乔已经在此确立了自己的意识秩序和语言风格，只是在表现上没有抵达更深的隐喻结构而已。

与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同名的第二部诗集《异邦人》获得第二届“室生犀星诗歌奖”后，引起了不少诗人和批评家的关注，人们终于才弄清楚诗人辻井乔与巨人实业家堤清二原来为同一人物。按照粟津则雄的分析，这部诗集已经彻底“掌握和承袭了他的精神结构形式，把隐喻作为强有力的武器使用”。 辻井乔在战后日本诗坛被称为“隐喻诗人”，与他“将自身的思考和生命加以抽象的改造”（粟津则雄语）有直接关联。在抽象的背后，他总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做着一种不懈的努力——完成对自身的眺望和自省。他的眺望和自省当然是建立在历史、现实、未来、思想、批判和忧患这样的概念之下的。

夕阳渗进大理石

寒风刮起

白纸弹响的音调飞扬

银杏的落叶在路上飞跳

红兔子驮着邮件奔跑

牛角号声传来

街道两旁的树梢发出悲鸣

白纸在远处像云母一样闪光

风无处不在

一切具有人性的东西都是遥远的

尘埃在大理石壁上卷起旋涡

——辻井乔《寒风》

即使读处女诗集里的这首短诗《寒风》，强烈的暗示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这里当然包含有具体的时代背景和诗人自己的苦涩经验。通过这首短诗不难发现，辻井乔不是为表现隐喻而去进行隐喻表现的诗人，他的隐喻是出于他诗歌意义升华的需要，它不是只停留在单纯修辞学上的那种“隐喻”，更不是拘泥于隐喻中的“隐喻”，而是结合在他的感性下进行了思想加工，秩序化、逻辑化以及形象化了的“隐喻”。辻井乔就是在这种不断完善和成熟的隐喻手法下成长起来的。从他诗歌语言的流动性和他对整个诗篇的结构布局上，能够感觉小说才具有的那种物语哲学，这种多元的戏剧性情节无疑取决于他的小说经验。从他善于叙述的表达里，我们更能感觉到他是不强制自己观念的诗人，这与提倡纯诗论和主张用隐喻和暗示表达诗人直觉的法国象征派的代表诗人马拉美（Mallarmc）所强调的写诗不用观念也十分吻合。

有时，我心中幸存的野兽

行走在小小的遥远国度

在荒野上迷路

为辨别方向

猛然昂头伸颈

那时，我踟蹰在夕阳西下的台阶

在假面具和假面具之间

寻找自己跌落的面孔

这是与诗集同名的《异邦人》一诗的最后一节，诗人在该诗里成功地虚构出一个世界，用第一人称的“我”充满暗示地表现出自己不安的生存状态，借用小关和弘对这首诗的解读，“以意象的水平线和垂直线为核心创造出世界”，诗人是在这样的特定空间里“去寻找自己应有的位置的”。即使读诗人完成于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作品，这种不安的生存状态和疲惫的寻找仍在持续，比如说诗集《诱导体》《对箱子和信号的执著》《譬如雪花月》《鸟·虫·鱼眼中的泪》以及《呼唤的彼岸》等。他的这种思想情结可以说一直贯穿始终。辻井乔在他隐喻色彩十分浓郁的诗句里含有不少阴郁的成分，他把个人曲折、复杂的情感和反思精神与历史、现实和未来融合一起，使得他的思想自然而然地从他的诗歌语言里折射而出，从而也使他的诗歌语言更具有深度和广度。他的语言特点与诗人痖弦在随笔里所强调的“语言的深度就是思想的深度；深度的语言，其本身就是思想”不谋而合。

本世纪初，诗人花费了数年之久完成的史诗写作《海神三部曲》为自己所抱有的历史想象圆满地划上了句号。这部诗集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粟津则雄在评述它时称“世界已不限于现在这一时刻，而是把它展开为同一时代的历史。于是，诗人虽巧妙而又个性地借鉴艾略特在《荒原》中使用的方法和结构，与自己在隐喻中成长起来的方法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本身孕育出了现代日本惊人的透视力和照射力”。这部三部曲的第一部《群青色，我的暗示》作为单行本出版后的翌年，获得日本现代诗坛的“高见顺诗歌奖”。诗人自己把它揶揄为“带有杂音的安魂曲”，它一方面在揭示“昭和时代是杂音里混合有杂音的大杂音时代”的本质，另一方面又在该诗集里张扬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和诗学追求，是最能体现诗人思想的一部诗集，“朝向理想突进的精神隐喻”。长诗《时间的埋葬》的翻译难度也在于此，这首长诗因大量引用了日本的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以及社会事件，而且有意识地借鉴了日本最古老的文学作品集《古事记》和《平家物语》以及里尔克、卡夫卡、艾略特等外国诗人、作家的作品，形成了庞大繁复的文学空间。但恰恰正是这种“旁征博引”的导入，使读者很难做到对它十分到位的理解和传播。也许，对这本三部曲的正确解读，还需要时间的推移。这部三部曲与诗人入泽康夫的《我们的出云，我们的安魂》以及《荒原》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鲇川信夫的未完成作品《美国》一道被称为是日本战后诗坛难得的三部长诗。

中日交流的文化桥梁

2003年初夏，我刚刚修完学业在仙台任教时，收到集英社寄来的一个厚厚的大信封，打开才知道是即将出版的辻井乔短篇小说集《桃幻记》的书稿校样。在此之前，虽常有耳闻活跃在商、政、文化界的辻井乔，但跟他并没有太多交集。出版社寄来校样的目的是希望我认真校阅一下书稿，看这部中国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里，有没有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的表现。若有，希望我能对那些不自然之处提出修改意见。这是我第一次集中阅读辻井乔的作品。以前，几乎没有机会接触他的小说和其他文体的作品，有的也只是零零星星读过跟他发表在同一家日语杂志上的诗作。就印象而言，很难谈得上铭心镂骨的深刻。

记得在气候凉爽的仙台，一口气细读完《桃幻记》书稿，颇为惊讶也颇感不可思议，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也不会说汉语的辻井乔，竟然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如此了如指掌。即使他访问过中国数十次，见过不同时代各个领域的要人。这部短篇集如果隐去作者名字，相信大多读者都不会认为是出自外国作家之手。故事结构、心理刻画、人物对话以及对场景和一些生活细节的描写都颇为地道，这种没有生疏感的中国化只是通过虚构和想象，跨越语言文化的藩篱接近或抵达另一个文化场域不太容易。《桃幻记》可以说是一次漂亮的跨越。这本书出版后，随书一起收到编辑写来的一封稍长的信，信中说辻井乔收到书后非常感谢。两个月后，在东京银座的一家高级怀石料理店第一次见到了辻井乔。就是在这次饭局上，辻井乔郑重地希望我能翻译他的诗歌，以实现他怀抱已久在中国出版汉译版诗集的梦想。

初次见面的辻井乔为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讲话轻声细语，言行优雅细腻，和颜悦色，十分绅士。很难想象坐在眼前的谦谦君子是一位叱咤风云拥有数十万亿日元资产的老板。以后每一次跟他见面，无论是喝咖啡吃饭，还是一起参加文学活动都很愉快。他年轻的外貌神态总是让我怀疑他是否谎报了年龄。已届古稀之年的辻井乔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有一次，我非常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从来不用餐馆提供的湿巾，而是从自己的西装口袋里掏出餐巾纸擦嘴或擦手。他笑道，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并说这种和纸餐巾是王子制纸公司在战前为他的家族量身定做的，延续至今。说完他随手掏出一叠递给我，手感胜似绢丝，轻柔、舒适、薄而透明，富有弹性。

很多年前，曾跟谷川俊太郎聊起过辻井乔的异常年轻。谷川说：“下次跟他见面时，一定问一下他年轻的秘诀是什么。”不久后在六本木的一次饭局上，当我把谷川俊太郎的话说给辻井乔时，他边笑边说：“请务必转告谷川先生，永葆年轻的秘诀就是不要反复结婚和离婚。”这句话对三起三落婚姻史的谷川俊太郎带有致命性。若干天之后，在跟谷川的一次电话上顺便提起辻井乔的这句话，谷川俊太郎在电话的另一端放大了嗓门，略显委屈地说虽然我比他多结了一次婚，但他和某位女演员的绯闻当年可曾被周刊杂志等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过呀。对于感性、自由、浪漫、敏感、富有个性的诗人而言，也许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束缚。

除了写作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辻井乔还是一座坚不可摧的文化桥梁。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为中日文化交流尽心尽力，亲身躬行。自1956年拨专款成立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以来，直至去世他长年担任会长和理事长，一直负责该协会的正常运营。每年邀请活跃在第一线的中国作家、诗人、批评家访问日本，然后再把日本作家派往中国，与全国各地的作家、学者、译者切磋技艺，交流写作心得，加深彼此的了解。2007年，在思潮社主办的东京中日诗人研讨会的最后一次对话现场，结束后他小声把我叫到一旁，说这是他认为最为成功的、真正意义上的一次难忘的交流。中日诗人畅所欲言，没有俗套和顾忌，每个人的发言都值得去认真思考和回味，每一个小组的对话都触及到诗歌的核心问题和文学的本质。当他得知这次活动的所有费用是中国诗人、企业家黄怒波个人资助时感慨不已，并说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将继续加大中日文化交流的力度。然后话锋一转说，遗憾的是日本的企业家具有这种人文情怀的人不多，鼓励我以后多策划一些这样有深度和实质性交流的文学活动。在战后的日本，辻井乔可以说是为中日文化交流留下巨大功绩的人物之一。这一点无论怎么称赞他都不为过。

丰富的一生

2005年，为出版《异邦人——辻井乔诗歌选》，在整理完辻井乔的写作年谱时，我发现他就像一位多面性的异邦人，一刻不停地奔走在文化商界和艺术界。诗选出版的翌年暑假，接到他的第二秘书寄来的邀请函，第一次去轻井泽观看他一手创建的季节美术馆的镇馆之宝画展，大开眼界。傍晚在美术馆附近的意大利餐馆用餐时，好奇地问辻井乔馆内最贵的一幅画的价格是多少，他微笑着说你猜猜看，我说了三次都没猜中。他的秘书说馆内收藏的500余幅作品中，几十亿甚至近百亿日元的画有三十余幅。听完此话，大脑中的数字思维瞬间崩溃。

跟普通人相比，最初作为其父堤康次郎（国会议员＋资本家）的“内缘之妻”（父亲在银座高级酒吧结识的情人）之子出生的辻井乔，其内心世界一定存在有难言的苦衷。这种复杂性很可能变成了他一生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自卑感。从他的一些随笔和跟别人的对话里可见一斑。某种意义上，这种形式的生命起点也很有可能无形中成为他写作的源泉。从我对他的接触发现，辻井乔本质上首先是一位诗人或作家，其次是思想家、斗士、政治家和感性的商人，各个领域皆有出色的成就。我想世界上像他这样具有丰富多面性的人应该寥寥无几吧。

由东京大学主办的留学生文学奖最后几届，我跟辻井乔一起当了几年评委，每一年终评和颁奖时他都会如期而至，从未迟到过。聚会之余跟他聊过几次诗歌，那时的他虽已届古稀之年，但对诗歌的看法仍然前卫，让我不由想起翻译他作品有时理不出头绪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或许是辻井乔个人情感和社会经历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他的诗歌在日本战后诗坛独树一帜，形成了有别于任何人的诗风。但作为诗人，该如何评价多元、复杂的他却难以一言以蔽之。对他诗歌的评价也像评价他本人，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全面。辻井乔去世不足十年，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很少在日本的报刊上读到别人论及他作品的文章。即便如此，辻井乔的作品也具备抗衡沉默的力量，他的思想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复杂性、创造性和多面性不可能会被时间遗忘。他年轻时写下的、带有日本式的超现实主义意味的那些具有深度隐喻性、批判性或社会性的一系列诗歌作品，很好地反映了时代的动荡和自己在那个时代的挫折感及失落感。由此不难看出，辻井乔是把诗歌的焦点瞄准社会的社会派诗人。到了晚年，在他的个别长篇小说和叙事长诗中，都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历史记忆以及日本的古代神话融入作品，这种创作精神令人钦佩。晚年爆发式地创作了大量作品的辻井乔，真让人觉得他有超人的一面。

2003年，退出商界的辻井乔并没有停止对社会的关心，仍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作为日本左派的重要人物，他曾是“媒体九条会”的发起人，也是日本战败后经济复苏缔造都市消费文化的先驱之一。晚年的辻井乔以惊人的速度和过人的精力接二连三地出版长篇小说并获得各种文学奖项。2013年11月25日，辻井乔在东京都内的一家医院走完他不平凡也不平静的一生，享年86岁。

（作者系辻井乔诗歌的中文译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