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赤脚大夫跟我们家一样姓王，但村里人却都尊称他为洪先生，“洪”自然是他名字里的一个字。洪先生个子矮小却学识渊博，再加上乐善好施，十里八乡认识他的人但凡找他办事，他总是有求必应。村里人见了他都毕恭毕敬地给他递一支烟，笑眯眯地问一声好，或者直接拉他去家里喝一杯清茶。

但洪先生去谁家的次数都没有来我家多。一则是母亲曾经跟着他做过两年的赤脚医生，算是师徒情谊，尽管母亲后来改了行，不给人看病，专门接生，但作为洪先生收下的第一个女弟子，母亲跟他的关系还是比普通人更近了一层。二则是我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满墙的奖状，当然会吸引爱才的洪先生前来跟父亲共商我的前途。

无疑，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孩子的爹娘都跟洪先生保持着友好亲密的来往。过年的时候，得了奖状，考了好成绩，一定要汇报给洪先生。那时的洪先生总是穿了挺括的中山装，将一支好看的钢笔别在上衣的口袋里，而后像旧时的私塾先生一样，等弟子们前来叩拜。我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洪先生的妻子，一个面容有些忧郁的家庭主妇。我觉得也只有她能够配得上读书很多的洪先生，她的文静与贤淑将她跟村里那些喜欢骂大街的女人们很鲜明地区分开来。

洪先生在我父亲面前不止一次地夸过自己的妻子。父亲每次都默默地听完，一句话不说，等到洪先生走了才对母亲夸道：“看人家洪先生的老婆多柔顺，哪个男人娶了这样的女人，一辈子都过得舒坦，人家一起过了大半辈子了，连架都很少吵……”

母亲每次都拿同样的一句话堵住了父亲的嘴：“她有资格吵架吗？一辈子生了四个闺女，没一个‘带把的’，洪先生这么折腾败家，还不是因为没儿子，留了钱没用处吗？”

我相信全村的女人们都像母亲这样刻薄过，而洪先生妻子脸上的忧郁也一定来自于此。于是但凡有儿子的女人，在洪先生妻子面前都好像高了一截。这让跟洪先生一样善良的女人见了谁都一副谦卑的模样。洪先生是没有什么男尊女卑思想的，他极爱读文学书，尤其是《红楼梦》，因此跟贾宝玉一样，有一颗珍惜女孩子的菩萨心肠。但这样两个活菩萨却在这一点上始终达不成共识。最终，在洪先生40岁那年，他的妻子因无法忍受没有给洪先生生下儿子的压力上吊自杀。

这一事件给洪先生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造成的后果是，他带着一个尚未出嫁的小女儿搬到了乡镇医院里。村里的那个老宅院，自此就一年年空了下去。而洪先生与乡下那些或许在妻子面前搬弄过是非口舌的亲戚们，也慢慢地没有以前那样热络。过年的时候，任谁来叫，都不再去，只象征性地去自己哥哥家里坐坐，说上半晌话，也就起身走了。

我那时已经读了初中，学校离洪先生的医院只隔着一条马路。于是在母亲的“教唆”和责骂下，我常常去洪先生家里“走动走动”。但我始终是个笨嘴拙舌又没有眼色的人，于是每次去，也就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话话家常。洪先生像光棍一样生活简单，房间里没有任何装饰，除了必须用到的锅碗瓢盆，连医院里常常发的宣传画，他都懒得贴上一张。我不喜欢在他的宿舍一样的房间里待着，那里缺乏女人的柔和气息，好像冬天结冰的铲子碰到冷锅冷灶的感觉。他的小女儿在读卫校，并不时常回家，他因此连一日三餐都省俭成了两餐，甚至在医院里忙起来，直接简化成一餐。

那时我已开始对写作产生兴趣，而在无意中跟洪先生提及正读的书时，他的眼睛里竟然有了亮光。这亮光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在庭院里看到的那个意气风发的洪先生。大约，在人生中，很少有人能够跟洪先生谈文学里的事。偶尔，他跟我正使着蛮劲编筐的父亲谈起《水浒传》和《红楼梦》，曾经是文学青年的父亲，也只是迫于他对我学业的那点“用处”而应付他几句而已。洪先生在村子里转来转去，找他操心的不外乎都是钱的事，也没有人关心失去了妻子的他精神上会有怎样的苦闷。

于是，他忽然间发现我将会成为一个可以培养的写作苗子时，洪先生忍不住欣喜地告诉我的父母，言谈里自然是将我夸耀一番。但父母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只需我学习好，可以考上大学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爱好与兴趣他们不关心。于是，每次去我家，可以让洪先生觉得有话可聊的人又增加了一个我。他总是让我拿作文给他看，我其实并不乐意，好像那是自己的隐私。但大多数时候，我倒是愿意跟洪先生聊聊自己喜欢的书，我也因此从他扩充的故事里，获得更多的阅读快乐。只是，我没有注意到，当我与洪先生聊得开怀大笑的时候，外人的风言风语正刮过来。

我很快学会了跟洪先生保持距离，尽管，为了钱的缘故，母亲像村里任何一个女人所做的那样，在他的面前说很多的好话，但一转身，她便拿了他送我的压岁钱去听别的女人对一个老鳏夫的刻薄。人前奉承人后嘲讽是人最擅长的事。我在这股汹涌的暗流中小心翼翼地行走，不碰触任何危险的人。那时，我已读了高中，和洪先生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但我却自觉地离他愈发地远。我们全家搬迁到了县城，洪先生也在退休后被县城里某个诊所聘请为大夫，在诊所附近租房居住。他依然过着简单的生活，住在有小院子的平房里，他的女儿们全都出嫁了。在洪先生嘴里最孝顺的小女儿，说完等洪先生老了就养他的话，没过几年也将他丢弃在租来的院子里，任其自生自灭，只有年节的时候才过来看上一眼，讨要一些压岁钱，就热闹地离开了。那些村里的亲戚们，也依然是需要用他的时候才热情洋溢地接他回村里居住，好心侍奉着他，就像供奉一个财神爷。

洪先生和我们家常走动的事情，母亲怕遭人嫉妒，从不对村里任何人提及，她也不许我和弟弟说，好像洪先生在我们家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亲戚。有时出于心理平衡，母亲会去给洪先生打扫下卫生，或者买些棉花，做一床新被；也有时候，邀他到家里来吃饭。洪先生从来不会空手来，总是提很多的东西。全家人都心安理得地吃着洪先生请的好饭，除了我。尽管，我知道洪先生是因为欣赏我这样一个“可造之材”才每次兴冲冲地过来，并希望我能跟他聊一些看过的书。可是，他越是这样热情和讨好，我便越是冷淡，好像我完全不关心他在金钱和精神上的付出。尤其当父母在我们面前，听我和洪先生聊天的时候，我更是表现出完全忽略了洪先生存在的冷漠。

只有我一个人背着父母去洪先生小院里，跟他坐上一两个时辰，喝一壶淡茶，聊聊生活，谈谈文字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的内心是自由的，无需看父母的眼色，或者无端地被他们打断，训斥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到底哪些话是该说的，哪些又是不该说的呢？我没有太清晰的界限，界限是父母划定的，我只能毫无条件地接受他们从功利角度出发的一切裁决。但是，当满院子的阳光晒得人心暖洋洋的，墙根下的丝瓜不断地向上攀援，一直到那细细的丝线一样新生的茎在蓝天下轻微地颤动，所有被父母训斥的那些点滴都似乎消失掉了。我和洪先生像忘年交一样开心地大笑，畅通无阻地交流。我给他讲学校里的趣事，他则将朱红色的中药柜里那些有好听名字的草药的习性一一传授给我。那一刻，我和洪先生隔着38年的时光却息息相通。

但这样的时光并不太多。我始终怕洪先生某一天忽然在父母面前提及这些美好的片段，因此招来母亲的呵斥，并阻止我跟洪先生继续来往。所以在短暂的热情后，像一壶冷却的热水，我又恢复了一贯的冷淡。像父母和其他村人一样，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地分裂地活着。甚至，有时候看洪先生提了下酒的好菜肴走进我家时，我假装没看见，继续看自己的书，是洪先生讪讪地坐上一会，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又起身离去了，我才难过地看一眼桌子上那袋孤独的酒肴，我知道我和村里的女人们一样，是残忍的。

后来我离家读书、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从不会向母亲打听洪先生的生活，我知道母亲也不会对我说任何事，甚至她还会训斥我：“问他做什么？！”这个没有攒下一分钱、也没有买到一栋房子的衰颓苍老的男人在周围人的眼里，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价值。就连说要给他养老的女儿也因自己的公婆，无法将他接到身边。因为小脑萎缩而很快行动不便的洪先生住进了县城的养老院——那是在乡下人眼里，被人耻笑的无儿无女的可怜光棍们才会不得不选择的地方。

将工资交给养老院作为养老费用的洪先生自此再也不曾被人提起。有时路过养老院，我总会低着头快速地走过，似乎，那一群聚在门口下棋打牌闲聊的老人里，会有那么一个，忽然间站起来，向我走过来，并拦住我说：“你忘了很多年以前，我曾在你去西安参加一个笔会的时候，支援过你200块钱了吗？”

是的，我怕。或许，每一个躲着洪先生远走的村民都怕他这样伸出干枯的手，讨要曾经慷慨的付出，尽管洪先生或许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些馈赠。所有人怕的，不过是内心里那个欠下过洪先生很多人情的自己。

洪先生是个好人，好人却终没有美好的结局。在我30岁那年他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边。

他是安静地上路的。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