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的《答洪驹父书》一直是批评家的靶的，其实信里还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论述。比如关于文章有无一定之规，应否遵循作法——绳墨的讨论，就很值得思考。我注意到山谷对此有两种互相矛盾的回答，前信批评洪驹父文章“少古人绳墨”是肯定，后信结尾处“不可守绳墨令俭陋”是存疑。黄庭坚在文法问题上的摇摆颇能反映文章写作的实际：文章写法正在有法与无法之间。司马迁、韩愈是两位写文章的高手。司马迁修史，行文谨严，思维缜密；韩愈写文章参用纵横家的口吻，文风夸张，但开阖自如、尽情挥洒。前人成功的法式都值得好好体会，黄庭坚强调向名家学习没有错，只是“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将话说过了头，像是为写文章定下了必须墨守的规矩。可他又马上轻灵转身，变换了语调，“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海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列举文章化境后，便将先前的守法之说一笔抹去。可见这位讲家法、讲门派的古人，在传世佳作面前，也感觉到了绳墨难以框范的困窘！

关于文章要否守法，有无法守，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八股制艺，将作法推向了极致。一篇文章分作八个部分：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后面四部分各有两股对偶排比的句式，规矩定得极死，举子们要想得到考官的青睐，就不能越雷池一步。八股文程式化的行文法则，对思想表达形成严重束缚，一直为世人所诟病。科举废除之后，时过境迁，慢慢就有人回忆起八股文的好处，周作人说八股文“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更要圆熟的散文诗，真令人有观止之叹”（《八股文》），并说八股文“含有重量的音乐分子”，赞赏之意跃然纸上，就差没说应当效法的话了。明代复古思潮崛起，张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将前人的诗文作法当成不可逾越的铁律。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作法愈被强调反弹也愈是激烈。公安竟陵首先发难，要求冲破拟古的拘囿，认定创作是任情率性的个人行为。唐顺之也起而挑战复古派对作法的强调，说写文章应是“天机的自然流露”，“自寂自感，不容人力”，“把笔作诗时自觉淡然，一无喜心”，“率意信口，不调不格”。作为“本色文章”的倡导者，他说文章应当“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称这“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相反，文坛庸人“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复去，不过是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认为愈是质朴率真、不拘绳墨，愈能成为一流文章。唐顺之将话说得很决绝，符合文章作法坚定否定派的口吻。孰料，这位文章无法的信奉者一回头就发表了不少自相矛盾的言论，且曾有过关于“作法”的具体讨论，提出了所谓“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说“不能无文，不能无法”。两种说法前后对照，落差太大，唐顺之也感觉到了自圆其说的困难，因此有意识地在法的意涵中掺入让人不易琢磨的虚玄成分。说什么“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学者观之，可以知所谓法矣”，还要人们从笔墨蹊径之外，去寻求作文的法度。但说了这样一番轻飘飘、让人摸不着边际的话后，先前言之凿凿的“本色文章”，不也变得不那么确定，不那么让人信服了？可见完全否定文章作法，其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文法问题上，还得寻找第三条路径。

桐城派的姚鼐居于两者之间，既没有一口否定文法，也没有神化文法，他借用时人之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大意是文章写作有可循之法，但又不能死守成法，要懂得变通，有变通才能有突破、有变通才能出新意。在《答翁学士书》中，姚鼐以射箭作比，说善射者往往有一套固定的射法：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句磬折，支左诎右，其释矢也，身如槁木。而索伦、蒙古人射箭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倾首、欹肩、偻背，发则口目皆动，大异于人。而他们每每能“远贯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姚鼐由此得出“射非有定法”的结论。有了射法的参照，回到文章，姚鼐说话更添了几分底气：“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持论果决、斩钉截铁。姚鼐与翁方纲年龄相若，但翁成名在前。翁方纲19岁成进士，诗书画在当时都称一流。翁以文法开导后学，姚鼐不领情，与之相争，更反映了他在文法问题上无法屈己忍让的自信。文章作法本来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说完全无法，作者给你一堆文字，说这就是文章，你能读出其中意思来吗？姚鼐不承认有定法，但也没有否认有活法。活法宽容、较多张力，且可以变通。在《复鲁挈非书》中，他说：“陈理义必明当，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训，不芜而已。”重点突出、说理明白、结构有序、文字简约，详略得当，确是关于文章最低程度的要求，把握住这些关键点，便能符合文理通顺，晓畅明白的要求，这样的文章读后至少不会令人生疑、生厌。《答洪驹父书》涉及文章作法时，黄庭坚超越有法无法的争执，提了下面几条：“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我觉得这是一个低度的、较易把握也应当把握的作文法则。有宗有趣的宗是讲宗旨、讲主脑，指文章的思想内容；趣则指情趣，情理相融，既有思想又不乏情趣，这是一般文章都应该做到的。终始关键，讲文章的开头与结尾，“虎头豹尾”，这是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话，一向为文章作者所重视。文章的开头实在马虎不得，10多年前，我曾慕名购买了一位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名人著作，翻开第一页，扑面而来的便是一句糙得不忍卒读的大白话。我想这样的书被人弃下也是很自然的事。小时候听说书，说书人的惊堂木一拍，便是一串绘声绘色、精彩纷呈的发声，一下子将听众牢牢地按在了座席上。至于结尾，最忌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好的结尾应当留有余味、当断则断。有开有阖感觉与唐代刘知己所说的晦显之道有点相似。“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开可以理解为宏观的视野、自由的发挥，滔滔如江河直下；阖则是俭省的提示、有力的收束。有开有合，一张一弛，如此活泼的文风，还怕在读者中找不到知音？

总起来看，与千古不灭的精神相比，“绳墨布置”的价值确实见轻许多，但文质彬彬才是文章的化境。结构布局、修辞造句，都不可敷衍了事。起头收尾、文字直白、语言简洁，这些都是文章大家们深有体会的方面。我想，先哲批评绳墨布置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它的理解过于偏仄，妨碍了思想与情感的表达。而“文章作法正在有无之间”，承认活法反对死法，确是一个各方容易接受、能够把握、鼓励创新、符合实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