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旋律。当由李劫夫于1963年作词谱曲的一首红色经典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成为作家厚圃的新作书名时，集体主义时代昂扬向上的质感就扑面而来。在这个激越而昂扬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走在大路上》很容易被误读成一本“小黄书”。但事实上，当“性”成为书中旋律高蹈的时代凯歌，这种饱含两性意识和生命觉醒的“激越”就成为一种与时代氛围公然对抗的戏谑抒写，而掩藏在文字背后的是中国式“黑色幽默”的辛辣反讽。

厚圃这部长篇小说仍以他耳熟能详的潮汕平原为展示中心，以潮汕地区独有的鲜活生活场景为文化疆域，共同构成演绎小说人物卑微而鲜活的独特生命图景的舞台。在以龙春、江凤凰为主要人物的一群乡间男女从“文革”前期到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在家庭矛盾、婆媳斗争、权力斗争以及作为人类本能的无所不在的“性”多元交织的命运之河中兴衰沉浮。亲情伦理、仁义道德、欲望权力、性张扬，皆成为小说浓墨重彩描绘的对象。

在这部小说里，你将会读到一种超越藩篱的新的两性体验，无论是男人、女人，所有人的命运归宿似乎都透着谜一样的时代隐喻：家庭成员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夫妻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成败的关键。就是在这条看不见的命运之线里，造就了小说中那么多的男女围绕“性”在各自的生活里垂死挣扎、殊死搏斗。在这痛苦的挣扎之中，有人一败涂地，如王更生；有人毁誉参半，如苏世珍；有人走向极端变态，如李响亮，也有以龙春、江凤凰为代表的男女，终于在生活洪流中遵从身心的召唤，选择与时代伦理决裂，在反复的压抑中走向自我觉醒的“大路”。

这是一部激越的“两性之书”，一次又一次的欲望挟持的快感中，欲望、权力、人性的边际被统统放大，一次次被推向酣畅淋漓的绝境，最终成为冲破时代牢笼的浩然长歌。

不得不说，从“文革”的高压禁锢到改革开放后西方先进思潮的全面涌入，中国人真切经历了一个从谈性色变到“性别自主”的时代阵痛。无疑，这是一个浩大的思想解放工程，它嬗变成今天多元开放的境况绝非一日之功。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中，那些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无辜荒废、搁浅的像小说中“王更生”、“苏支书”、“蔡寡妇”一样的男女生命，成为中国人压抑沉闷的一段“两性”历史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走在大路上》能通过检视中国当代历史的片段进行深度思考，并用一种中国式“黑色幽默”的近乎戏谑的笔锋将男女之事大书特书，将这种压抑、阵痛转型期的两性快感推向狂欢之境，尤为真挚而难得。在这种看似荒唐的阅读体验中，小说真正带给我们的却是掩藏在这流水般变迁的历史长河中的生命欢歌。

从艺术手法上来看，中国式“黑色幽默”成为小说最大的看点。一幕幕欲望中烧的两性狂欢中，荒诞不经的现实伦理被击得粉碎，一次次涉入欲望与人性的反复纠缠中，置身疯狂中拷问灵魂。恰如鲁迅先生之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上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最终，这种情欲冲破世俗的藩篱，走向个性解放。小说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叙述话语，无论是人物出场的环境营造，还是小说中人物的对白、心理活动，以及两性“大战”中的个体感受，皆带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特质，将人物的一言一行、内心律动精准传达，读起来通晓易懂，而充溢小说字里行间与人物灵魂的则是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怀。“革命浪漫主义”的话语与“革命乐观主义”的基调浑然一体、水乳交融，既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亦成为小说巧妙的内在技法。正是在这种充斥全篇的革命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叙述话语中，反叛与露骨的言辞如一股不断冲上高峰跌入深谷的汪洋恣肆的时代洪流，一种深沉的压抑感暗自奔涌。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中国转型期乡村两性问题的代表作，通过它帮助我们审视“文革”与“改革开放”两个时代中国人两性观念的痛苦嬗变，在人性的矛盾重重中重新审视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多元的时代。小说套用李劫夫的红色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似乎是借小说中的人物帮我们找到了一条乐观主义的人生坦途：经历时代变迁，劫后余波，我们仍然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厚圃著，花城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