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是以线性的时间线索和具体事件的逻辑关系推进为依据的。“叙述圈套”则打破了时间上的连贯性和空间上的完整性，对叙述技巧的关注更加钟情。先锋小说总体上是以形式和叙述方式为主要目标的探索倾向, 将叙述上升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在特定的语境下，关于小说思想意义的讨论一度受到冷落。

有学者认为，以马原小说为代表的先锋小说的出现，是对传统小说理论的一次颠覆与反拨，这种颠覆与反拨是以形式为载体的一种突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颠覆与反拨的对象不包括小说的思想意义，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以小说形式的独特性为借口否定小说思想意义的重要性。精神层面的掘进止步不前，成为先锋小说经常被诟病的重要原因。

福克纳曾将小说的思想意义表述为“古老的普遍真理”。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个作家）在工作室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容身之地。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若是他做不到这样，他的气力终归白费。这位西方意识流小说大师，将小说终极意义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 先锋小说由于严格区分了精英与大众，最终被普通读者疏远。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的探索，缺乏终极意义的有力支撑和大众读者的支持，先锋小说逐渐式微已不可避免。20世纪90年代也因此成了先锋小说的转型期。此后的作品开始向现实主义靠近，重建理性深度，追求价值意义。这种带有回归传统倾向的转型，实际上是先锋小说为了生存和发展的自我拯救方式。

我们所处的网络时代，微信、微博等等社交媒体兴起，社会生活都已经文本化。如何对抗文本的概念化，如何更好地向读者传达小说家的社会认知和精神高度，如何契合知识结构更加优化、对文学作品的审美眼光不断提高的读者的阅读期待，成为小说家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在这个背景下，重提小说的叙述技巧，重提先锋小说盛行时期探讨的“怎么写”的话题，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叙述圈套”重新找到了被探讨的空间。完全可以将小说家在叙述技巧上取得的最新成果定义为当下小说创作的“叙述圈套”。

关注近期发表的小说新作，我们可以初见端倪。《人民文学》2017年第10期推出的郑朋的中篇小说《消失的女儿》，总体上继承了先锋小说的一线血脉。作品在时间、空间和故事情节等层面碎片化的叙述方式，让故事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读者想得到故事以外的某种抽象观念可能非常困难。虽然作者更加关注叙述过程，但这部作品毕竟是有温度的，作者的终极表达是什么，不同读者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先锋小说在当代文坛看似早已偃旗息鼓了，但诸如郑朋这样带有先锋观念的作家，以及像《消失的女儿》之类具有先锋色彩的作品并不鲜见。先锋小说盛行之后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强调小说技巧的“叙述圈套”已经不再为先锋小说所独享，它早已不动声色地获得了新生，在中国文坛不断被各种艺术风格的作家借鉴，作家的叙述方式也呈现出了各式各样的新面貌。在先锋小说兴起之时，就有一些持现实主义观念的小说家小心翼翼地向先锋小说靠近，借鉴先锋小说的叙述经验。先锋小说在向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也改变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格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传统现实主义已不复存在，当下的现实主义小说早已改头换面。先锋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从未走得如此之近。

《作家》2018年第1期马笑泉的短篇小说《宗师的死亡方式》。小说开篇就让读者充满疑惑和错位。作者虽然没有继承先锋小说的衣钵，但作品的叙述有意隐含了小说要表达的真实意图，直至作品的后半部分。如果读者将这篇小说当成武侠小说，顺着这一思路读下去，最终可能会陷入迷茫。

作者首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是非分明、洒脱不羁的侠客形象：太师祖。他一生打遍武林无敌手，从来都是一招制敌。师叔祖评价他是“武艺高绝人品贵重”。

太师祖的死因众说纷纭，叙述者“我”却卖了一个关子，猜测出一个结论：太师祖在他清晰地接收到身体深处发出的由盛转衰的信号时，选择了坐脱立亡。果真如此，太师祖的一生堪称完美，几乎没有瑕疵。叙述进展到这里，小说依然没有完全显露作者的真实意图。到了师祖，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他的一生乏善可陈，离开武术界后做了一名骨科医生，度过残年。师父入行却属偶然，最终在拆迁赔偿款这件事的纠缠中离世。“我”更是在师父暮年的时候被收为徒的。写到师父的片段时，作品就越来越不像武侠小说了，作者的真实意图才终于慢慢展露。特别是小说结尾，对于师父的离世，即使是吊唁的来客也是漠不关心的，最后他们“加入了鏖战麻坛的行列”。光芒四射的太师祖一脉相传的徒子徒孙，一代不如一代，令人唏嘘。

作品即便结尾了，也是余音未了：随着传统文化的衰落和世俗化进程的加速，精神或者灵魂的光芒慢慢暗淡，精英的退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性，也是对社会环境变化的反映。这种变化将会让整个社会失去精神支柱，令人担忧。这才是作者最终要表达的。

可以说《宗师的死亡方式》是一篇现实主义作品，但它却又借鉴了先锋小说的叙述方式。作品的叙述圈套跟作者的终极表达结合得天衣无缝。

再看《小说月报·原创版》2018年第1期川妮的中篇小说《晚餐》，从标题到作品的前半部分，以及从小说叙述的主轴看，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小说界定为家庭伦理叙事。叙述者“我”是一个富二代，另外一个主角甲女出自官宦之家。在孟老夫子的撮合下，从事酒店行业、事业突飞猛进的母亲亲自主厨，配合在官场折戟的父亲，隆重宴请甲女一家。这次家宴相当于相亲，孟老夫子、双方的家长都看好这桩婚事。但“我”却得不到甲女的钟情。甲女与省里二把手的公子结婚后，公子与其父在反腐的大背景下，因为腐败无处可逃双双落马，甲女出现婚变。为了让父亲摆脱困局，甲女最终被迫打掉了腹中的孩子。在这期间，只有“我”才是最关心她的人。

如果将视线局限于这条叙述主轴，读者也许还不能完全把握作者的真实意图。而小说文本至少生出了两条枝蔓。这两条枝蔓就像两扇窗口，透过窗口，里面别有洞天。一条枝蔓是两家的父母对子女婚事的经营，以此铺平通往官场和财富的道路。这场恋情的主角最终变成了配角。而变成了配角的两个年轻人，是整个事件中最有情有义的人。第二条枝蔓，就是对传说中的画坛风云人物孟老夫子的叙述。他收富太太和官太太为学生，在政商两界游刃有余。“我”与甲女即由他牵线。表面上他四处做好事，本质上他就是脚踩政商两界的掮客。这类掮客就是寄生在政商两界的毒瘤，也是检测社会风气的浮标。

甲女离婚后，孟老夫子再次撮合“我”和甲女。妈妈开始坚决反对让“我”当“接盘侠”，在爸爸的劝说下，妈妈最终妥协，两人达成共识。“我”的爸爸和妈妈，从始至终将“我”的婚事当成了买卖。小说结尾，叙述者“我”有一句极度失望的话：“我们家的小餐厅，多么像一个舞台。”那个舞台曾经宴请过甲女一家。替真实作者代言的“隐含作者”，即叙述者“我”，此时直接发言，他让读者看到了爱与亲情沦丧的场面，也看到了作者对极端利己主义的忧虑和强烈的批判态度。在叙述主轴的枝蔓上，我们寻找到了作者的真实意图。

应该说，对于“叙述圈套”的运用，以上篇目并不属于个案，近些年国内的文学期刊上随处可见，作品的风格也不尽相同。

有学者这样理解创作和阅读的关系：作者将来源于生活、社会的种种体验转化为变幻莫测的叙事编码，而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的种种感受也必须转化为对叙事的解码。一次完美的阅读，其实就是作者与读者的一场博弈。作者在创作之前，需要苦苦思索，力求将自己的终极表达以最佳的叙述方式呈现给读者，作者的意图通常会掩藏在叙述之中，读者并不能轻易获得，否则暴露无遗也将索然无味。同时，作者会期待自己的终极表达能被读者最终破译。而读者面对一部陌生的作品，开始会迟疑，试图寻找它的缝隙、破绽和不完美处，再到精神世界的碰撞，情感的升华和形而上的思考。在叙述过程中，不管作者为读者提供的细节多么纯粹或者芜杂，读者的大脑仍然会分析、筛查、分类，以寻找蛛丝马迹，实现与作者的精神会师。不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这样的博弈都是一次冲击灵魂的精神旅程。在这场博弈中，读者或多或少可以看到焕然一新的“叙述圈套”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