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美丽城市，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南戏就是在这一带产生的，现在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戏剧故事也产生在温州。瓯剧是传承古老南戏文化的剧种之一。数百年来，它以乱弹诸腔演唱了数不尽的戏文，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民俗相沿，有司亦不能禁止也”。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剧种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1954年《高机与吴三春》的一个折子《卖绡会》就参加了华东区首届戏曲观摩会演并获奖，之后，他们改编创作了《高机与吴三春》等整本戏，并在杭州、上海等地演出，产生了很强的反响。1959年瓯剧正式定名。但阴差阳错，瓯剧一直没有到北京演出。2018年伊始，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带《橘子红了》和《高机与吴三春》到北京演出，才使首都广大观众第一次领略瓯剧的风采。

《高机与吴三春》是一个长期在浙南流传的故事，据瓯剧老艺术家李子敏的考证，历史书籍中载有高机其人，是一位织丝绸的高手。而要让丝绸更华丽，必须有高妙的画样。吴三春就是这样一位心灵手巧的女子。织绸高手高机遇到了善画的女子吴三春，由技艺的相互交流而达到心灵的相通，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但是他们的地位不同，在旧社会要成眷属是很难的，于是必然地出现种种波折。高机被冤入狱，吴三春被锁闭在姑姑家。在民间传说中，他们的勤劳与智慧推动了织绸技艺的发展。郭沫若1964年在温州观看了此剧并对民间故事进行了调查，曾写出热情的长诗。其中说：“瓯绸本无花，添花在锦上。上织并蒂莲，下织双鸳鸯。利剪剪裁之，制就新衣裳。”该剧表现了人民对民间织绸高手和画工的歌颂，对他们的不幸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剧本的情节很曲折，在受迫害的过程中，两个人又产生了误解，高机以为吴三春变了心，对她心生怨恨，增加了观众的悬念。吴三春不能明言，让丫鬟给高机送枣和梨暗示他“早离”以免被害，高机才明白三春另有苦衷。这种用民间智慧表现民间的情感，别有机趣。因此“卖绡”一出长期保留在舞台上是有道理的。

温州的许多景观也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内蕴，江心岛有两株古老的榕树和樟树相抱，“千年樟树倒，榕树生其枝。榕樟今合抱，二树成连理。”（郭沫若诗）吴三春的唱词中有：“要像千年樟树抱古榕，天长地久不分离。”这表现了爱情的坚贞，也体现了温州的人文精神。这种人物情感与人文地理的联系在剧中还可更加强。

《橘子红了》所反映的生活已到了民国时代，但是我们看到，人的解放，特别是妇女的解放依然没有实现。受过一些新文化熏陶的秀芳对新的生活有向往，表面看来已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周平给她带来了些许希望，但最终这希望还是破灭了，她只有屈服于命运。

两部作品都是由方汝将和蔡晓秋主演的。高机与吴三春这两个人物都经过几代演员的演出，方、蔡二位应是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又有自己新的创造。蔡晓秋演出了一位古代的、民间的女子的深情与刚强。方汝将演出了人物的憨厚与执著。透过时代的帷幕，我们隐约可以窥见温州人的性格。

一部代表性的作品对剧种风格的影响是巨大的，《高机与吴三春》的凄婉故事似乎也为瓯剧定下一种基调。新创剧目《橘子红了》所讲故事可以看成是《高机与吴三春》的延续，其基调对《高机与吴三春》也有延续性，但人物的心理增多了近代的色彩。蔡晓秋扮演的秀芳对世事的了解比起古代的吴三春来似更清楚，也不同于古代女子的纯情，但她并非能够一往无前，在老爷的诱骗下，她似乎又甘心做“三太太”，“告别了欢笑，锁闭了心灵，熄灭了幻想，埋葬了青春”。我们能感受到她内心深藏的痛苦，但她无力抗争。周平能够讲出许多新道理，但在兄长的压力面前，却没有高机那种抗争精神。他们曾期望“橘子红了”的时候命运会发生改变，但红红的橘子带来的却是一片凄凉的景象。时代的发展和人的进步都是曲折的。两部作品讲的是瓯江边的故事，实际上也浓缩了一段中国的历史。看了这两部作品不禁使我们想起一首歌中的两句歌词：“我们经受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高机与吴三春》是20世纪50年代由何琼伟编为整本大戏，后又经李子敏等艺术家多次修改，这一稿是张烈改编的，杨小青、谈声贤导演。《橘子红了》是罗怀臻根据温籍台湾作家琦君的同名小说改编创作的，熊源伟导演。两部作品从剧本到舞台呈现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瓯剧独特的声腔很好地传达了人物的情感和地域的、时代的风情。因此这两部作品也是温州瓯剧艺术研究院为传承发展瓯剧所作出的新贡献。希望这些作品能不断加工提高，长久地保留在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