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纯真的童趣、无边的想象力、“人类精神构造的反映”这些童话特质视为童话的基本规约，那么，《布罗镇的邮递员》非但没有改变，本书还相当遵守童话的这些基本规约。
《布罗镇的邮递员》由15个故事编织而成，每个故事都神奇又自然，幻想又现实，遥远又切近，像儿童迷恋的奇幻城堡一样散发着神秘又甜美的气味儿，徘徊书中，萦绕不去，既吸引儿童读者的看点、引发儿童读者的笑点，又击中儿童读者的痛点，可谓充满了纯真的童趣。
或许为了让故事全程充满纯真的童趣，每一个故事都交由少年阿洛——很小很小的小镇布罗镇的一名邮递员来讲述。为寻找一封多年前就不断寄往“森林 榛子树屋”的信主，阿洛步入黑森林，这部长篇童话由此开篇。自此，阿洛不光是叙述者，更是这部童话的主人公，他不间断地飞奔似的往返于布罗镇和黑森林之间，在人与动物之间穿针引线，消除误解、传递情感，修复伤痛、重建希望。在阿洛往返于布罗镇和黑森林的过程中，一个个让儿童读者时而屏住呼吸、时而开怀大笑的情节、细节，各种神异的人物、动物随处可见。纯真的童趣不只是形成了这部童话的特殊气味儿，而且开启了这部童话的开篇、推动了这部童话的发展、造就了这部童话的全篇。
但这些充满纯真的童趣的情节和细节、人物和动物，毕竟只是散落在童话世界中的羽毛与生灵，只有依靠童话的想象力，才能够将一片片羽毛化身为整只神异的鸟儿、让一个个生灵再生神异的生灵，进而让一个个故事汇合为一个神异的童话生命体。在《布罗镇的邮递员》中，童话想象力不仅穿越在布罗镇人的现世世界、黑森林的往事、精灵们的未来世界，而且重叠了这三个世界，于是，多少交叉的童话的想象力出现于这个童话世界中。事实上，这部长篇童话的想象力准确地抵达了童话想象力的本义：幻想为形式，现实为肌理。想象力所建构的幻想世界与分析力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是童话世界的一体两翼，对儿童文学作家而言，既是巨大的支撑力，又是巨大的吸附力。这一点，正如郭姜燕所说：“穿行在幻想与现实之间的我，像打摆子的病人一般，无法控制自己”，《布罗镇的邮递员》一直将幻想的真实视为现实的真实。
这部长篇童话与许多优秀童话一样又不囿于儿童读者，它同样会吸引那些一次次复活童年的成人读者。何况，童话的本质就是以童话的奇幻形式来表达儿童和成人共同享有的许多生命事实。所以，当这部长篇童话借助于少年阿洛的视角而目睹了布罗镇人的百态和黑森林动物的心态时，其实就意味着它也是“人类精神构造的反映”。
实际上，作为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即使愿意遵守童话的规约，也还是会期望童话的规约与本土生活相结合。因此，郭姜燕的长篇童话《布罗镇的邮递员》在遵守童话的规约的同时，还对童话的规约进行了本土化的转换。
《布罗镇的邮递员》对童话的规约的本土化的转换集中体现在童话主人公及其他人物、动物的形象塑造上。中国童话自1902年“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茅盾语）孙毓修以译编《童话》的方式创立以来，在整个20世纪，中国童话作家所塑造的童话主人公多是从西方经典童话中引渡而来的“精灵”和“野兽”、“小野蛮”和“天使”。新世纪中国童话的主人公和其他人物、动物如何呼吸新世纪中国的空气，带有新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这些问题对于郭姜燕的《布罗镇的邮递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布罗镇的邮递员》的童话主人公少年阿洛既不是西方经典童话中惯常出现的“精灵”和“野兽”，也不是“小野蛮”或“天使”，而是一个具有中国本土文化血脉的“信使”。初看起来，少年阿洛无父母，贫穷、瘦弱，被拾荒老婆婆采弥所宠爱、被黑森林的动物们所信任，颇带有西方经典童话中少年主人公的两极性格——“人类家庭中的孤儿，神明世界中的宠儿”（《梦想的诗学》第169页）。但仔细体味，读者不难发现，阿洛的诚实、善良、内向、慷慨、勇敢等美德，皆具有超越性和有限性相统一的人间性，明显源自中国本土文化的代代承传。非常有意味的是这部长篇童话的结尾：“阿淘来到了邮局，他说他要成为比阿洛更加出色的邮递员。对此，阿洛深信不疑。”这个结尾很是平淡，平淡得很容易让人忽略。但如果读者稍微用心，难免不会疑惑：哪有一位少年在历险之后甘愿被超越？也便会发现少年内心中的一场波涛被迅速平息的背后原因，即这个耐人回味的结尾寄予了这部童话中少年主人公阿洛的本土文化特质。进一步说，阿洛在经历了一次次黑森林历险，一次次布罗镇人的怀疑和误解，终于实现了布罗镇人、黑森林动物和精灵们的三方联欢，已然完成了他的成长礼并成为了“杰出少年”，但作者对他的形象塑造却并未遵循西方经典童话中的模式——让少年由人变成神，而是依据本土文化保留了少年阿洛的人间性——阿洛始终是杰出的中国少年。但阿洛的本土化形象塑造并不是屏蔽了新世纪中国的现实背景，也并未剥离于整个现代社会里少年儿童的普遍性形象特征，即：少年阿洛身心最动人的主体形象就是孤独的“信使”。而孤独的“信使”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现代少年儿童的一个共通的形象。除了这部长篇童话中的少年主人公阿洛具有本土化的形象特征之外，松鼠、大力熊、刺猬、雪狐等动物形象、精灵安的形象，镇长的形象都带有本土化特征的文化气息和现实气息。
《布罗镇的邮递员》对童话的规约的本土化的转换其次集中体现在它的主题选取上。在我看来，这部长篇童话的主题固然有多重意义，但其中心主题可以被概括为：以童话的方式试图建立新世纪中国人的“梦想的诗学”。《布罗镇的邮递员》是以凭吊“书信”的方式探寻了未来的梦想世界的样式——万物有灵，人与万物平等、友好相处。只是在通向这一“梦想的诗学”的路途上，新世纪的中国人将与阿洛一道遭遇孤独、怀疑、恐惧、误解、遗忘、灾难、绝望等重重考验。但无论是传统中国人还是现代中国人，都已然遭遇了无数次类似于“洪水滔天”的磨难，但都如《布罗镇的邮递员》中的结尾那样劫后再生。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绵长的文化、最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在于中国人拥有一种反思力和批判力。
行文到最后，需要说明：郭姜燕在《布罗镇的邮递员》中对童话的规约的遵守与转换并不必然创作出叫座又叫好的优秀童话。《布罗镇的邮递员》对童话的规约是否真正消化并真正转换，归根结底取决于她是否始终拥有一颗童年的本心，是否始终忠实于童年的本心。显然，《布罗镇的邮递员》确证了童年的本心对于郭姜燕来说，是自然的呼吸、宁静的梦想、真实的生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