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拉》是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于1973年发表的一部小说。在这部作品中，秀拉这位黑人女性身上所迸发的审美价值是她的独特魅力所在，莫里森给世界文学贡献了一位全新的黑人女性形象，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在黑人女性自我探索道路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莫里森曾谈到自己在创作中钟情于描写“自由人”或“危险的自由人”。在莫里森看来，所谓“危险的自由人”“或者表达了一种意志的努力，或者表达了一种意志的自由”。由此看来，“危险的自由人”有着意志的自由，同时充满野性，对自由和野性的追求让他（她）们不受羁绊，勇于冒险，但同时这种意志的自由也会造成越界之后的伤害。秀拉是莫里森笔下“危险自由人”里惟一的女性，作者赋予了她非同寻常的性格。秀拉反省自己、了解自己的载体和途径是自己的身体，她通过身体的试验和漫游来寻找自我，构建自我，虽然孤独，但是决绝且义无反顾。
创造与毁灭：身体的漫游与试验
秀拉的一生中，身体一直处于一种漫游状态。这种漫游一方面指空间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位移：好友奈尔结婚后，秀拉开始在外漂泊。10年中，她曾跟随不同的男人到不同的城市。因此，身体漫游也指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的性爱体验。从一种经验到另一种人生经验，归根结底都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稳定、完整、统一的“自我”。漂泊10年回到家中,外婆夏娃责备秀拉应该像其他黑人女性一样结婚生子时，她大声地告诉夏娃：“我不想造就什么人，我只想造就我自己。”
这种漫长的身体旅行让秀拉确认了自我和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漫游也带给秀拉巨大的孤独，她惧怕这份孤独，但是又痴迷于这份孤独，因而又选择坚守这份孤独。身体的试验和漫游让秀拉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支离破碎，传统女性的一切正常的生活流程和状态被她彻底割裂和颠覆了，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她生命中的一切都因为这种试验而被阻隔、撕裂。
在爱情上，她没有真正爱上一个男人，拒绝归于传统的爱情模式，她在爱情上追求身体的历险和对自我生命的完整性。惟一让她有占有欲的是阿杰克斯，这位黑人男性是莫里森笔下塑造的另一位“危险的自由人”——因为感觉到秀拉的占有欲而逃离。秀拉在外10年的情爱体验只让她认清一个事实：“同样的爱情的语言、同样的爱情的欢娱、同样的爱情的冷酷，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把内心的想法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未来打算，他们就会蒙上眼睛。他们教会她的只有爱情的手腕，他们和她分担的只有忧虑、焦心，他们给她的只有金钱。”回到梅德林，她依然和镇上的男人随便发生关系，镇上的女人痛恨她、厌恶她。而这一切对秀拉来说只是“……她的‘试验生活’、独立和自立的重要方面，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不道德的欲望”。
在亲情上，她既不是孝顺的孩子，也不是传统听话的孩子。回到梅德林，她把外婆强制送到养老院，她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汉娜被火烧死。与奈尔的友情是她一生最为珍爱的。她曾经觉得奈尔就是她的另一个自我，但10年后她再次回到梅德林时，发现奈尔已成为黑人妇女群体的一员，是忙着织蜘蛛网的蜘蛛中的一只。在秀拉看来，改变她俩关系的是婚姻。她和奈尔的丈夫裘德做爱，觉得就像和别的男人做爱一样，从没想过会对奈尔造成伤害，而正是这次身体的体验断送了她和奈尔的友情，直到秀拉病倒，奈尔去探望她，3年里她俩没说过一句话。
德勒兹说：“身体和力是一体的, 它不是力的表现形式、场所、媒介或战场, 是力和力的冲突，是竞技的力的关系本身。”通过身体试验，秀拉颠覆了传统黑人女性形象，把自己置于支配者的角色上，实现了自己的主体权力，她将自己塑造成了自主的黑人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秀拉的身体试验凸显了她强健的生命力，她通过身体试验去体味生命的意义，确立自我，寻找自我身份，她个人的身体欲求与表达成为她在现实中确认自己的重要表征。但同时，她的身体试验也让她感到了试验者、探索者的孤独与痛苦，但是，“痛苦、毁灭并不意味着是对生命的否定与放弃，恰恰相反，它是肯定生命和强化生命的方式，它激发了生命，让生命得到强化性的经验，在痛苦和毁灭中，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剧烈地唤醒……痛苦和毁灭，强化了生命的物质厚度，生命恰好在这种痛苦经验中获得自身的创造性命运”。
秀拉用身体试验去发现自我、探寻自我，体现着奔突的生命力，她将创造与毁灭融于一体，在创造中毁灭，在毁灭中创造。
善与恶之力之一体
秀拉一出生，身体上就带有邪恶的标记——眼皮上的胎记，不同人眼中胎记的形状不尽相同，它彰显了秀拉的与众不同。
圣经文化中，撒旦是邪恶者、引诱者、恶魔的代名词，但约翰·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则将撒旦描写成一位敢于反抗的叛逆者形象。秀拉眼上的蛇形胎记就喻指了她是“底层”民众眼中的“撒旦”。
在“底层”黑人眼中，秀拉和撒旦一样是邪恶的化身。她10年后归来伴随的是知更鸟到处乱飞，死在人们脚边，造成恐慌，人们认为这邪恶是与秀拉相伴的。回到“底层”的秀拉保持独身，和“底层”的男人随意发生关系；她不穿内衣去教堂晚餐会，吃东西时不用刀叉，而直接伸手抓着吃；一回来就将外婆强制送到养老院……她打破一切规则、习俗、道德、传统，她就是反叛的撒旦，肆意的生命力和破坏性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
秀拉的不羁、邪恶、叛逆使得一切的道德、习俗、传统四散分裂，却为黑人社区开创了另一种新生活。秀拉的反叛就如同撒旦的引诱，她对现存秩序与价值观念的破坏为新秩序、新价值观念的诞生创造了可能性。秀拉的破坏和颠覆却引发了“底层”黑人对传统固有价值的深沉反思，促进了善的产生。莫里森谈到秀拉和奈尔的性格时对善恶问题这样说道：“一个人永远不能真正定义善与恶。有时候善看起来像恶；有时候恶看起来像善——你无法真正知道它是什么。这取决于你拿它干什么。尽管善通常更有趣、更复杂，但是恶和善一样有用。”在秀拉活着的时候，因为她的邪恶和破坏使得“底层”的居民散发出更多的爱，更多的团结。
秀拉对原有秩序的破坏和对宗教神圣事物的亵渎所表现出来的“恶”对于“底层”黑人来说构成了一种否定力量。人类的发展和历史每一个新的进步总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既表现出对旧秩序的叛逆，也表现为对原有价值的质疑。在“底层”黑人这些旧秩序的维护者看来，秀拉以及秀拉所代表的言行无疑是一种“恶”，而正是秀拉所代表的“恶”的这种否定力量，才有可能促使新的秩序的建立和发展。秀拉1940年死去，“底层”旧秩序的维护者在1941年的隧道事故中基本都死去了。小说最后，时间已经到了1965年，黑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底层’也已瓦解了”，黑人都搬离了“底层”的山顶，他们或者搬到靠近山谷的地方，或者离开了小镇。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与过去的诀别。
生与死的辩证共存
此外，“底层”的民众认为秀拉的那块胎记“从一开始就是她脸上的汉娜的骨灰”。这一标记将秀拉与死亡之神联系在一起，她注定要给“底层”的黑人带来厄运。12岁的时候，秀拉失手溺死了黑人小男孩“小鸡”；她眼睁睁看着母亲汉娜被火烧死；嘬了13年鸡骨头的芬雷先生因为抬头看见了秀拉，就被鸡骨头卡在喉咙里当场断了气；秀拉死后的那年冬天，“底层”灾难不断，连绵的冻雨和刺骨的寒风使庄稼被毁、家禽暴死。紧接着社区的孩子都得上了猩红热或喉头炎，而大人则患上了肋膜炎、风湿、冻疮、耳痛等等疾病。紧接着在1月3日夏德拉克发起的“自杀节”上又发生了“隧道事故”，“底层”的许多黑人都在这次事故中死亡。秀拉以自我活跃而富有创造力的身体和生命彰显的则是它的对立面——死亡，生与死在秀拉身上成为一种辩证的共存。生喻指着死，而死又孕育着生。她既是叛逆者、破坏者、毁灭者，也是创造者、生成者。“身体越是强健，毁灭意志就越是强大；反过来，毁灭意志越是强烈，对生命的肯定就越是充沛有力。毁灭，并不妨碍它对‘四周产生了一种神秘的、福气四溢的力量’”。
秀拉的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新生，莫里森以深刻的笔触富有寓意性地描写了秀拉的死，将秀拉死时的姿势描写成一个子宫中胎儿的形象，秀拉的死也就成了她的新生、她的精神的蔓延和辐射。
莫里森在小说中通过两个人物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秀拉精神传递的希望。一是有关夏德拉克的描写。小说中只有三次写到了夏德拉克与秀拉的“正面”接触。第一次是秀拉失手将黑人小男孩“小鸡”甩到河里溺亡，她跑去河边夏德拉克的小屋求救，恐惧、害怕、尴尬的秀拉问夏德拉克小鸡是不是已经死亡时，夏德拉克满脸堆笑地回答她“总是”。这次见面秀拉遗落了紫白相间的小腰带，夏德拉克把秀拉的小腰带挂在了自己床头的钉子上，多年来让它一直陪伴着自己。夏德拉克总会把这个小腰带和秀拉的脸联系起来，“他的造访者，他的伴侣，他的客人，他的社交生活，他的女人，他的女儿，他的朋友——这一切全都挂在他床头的钉子上”。第二次是通过小说中人物戴茜之口讲述的。夏德拉克在井台边看见了马路另一边的秀拉，他横穿马路走向秀拉，并掀了掀帽子向秀拉致敬。在秀拉走后，他还站在原地做着掀帽子的动作，而在“底层”黑人眼里，夏德拉克是从不向别人表示礼貌的。在戴茜这些“底层”民众看来，秀拉和夏德拉克是一对恶魔。第三次是夏德拉克给霍吉斯先生干活，去地下室取装草的藤筐时，看到了躺在小屋桌子上奄奄一息的秀拉。夏德拉克一生孤独，在梅德林镇，他被看作恶棍、疯子、恶魔，他疯疯癫癫，举止粗鲁；但是，他与秀拉在精神上是一体的，他们同样孤独、叛逆、不羁。他俩以各自的方式体验着生活，秀拉通过身体的漫游和试验确证自我，体验生命；夏德拉克则通过自己创立的“全国自杀节”，以荒诞的方式体验孤独和死亡。夏德拉克在某种程度上是秀拉的另一个存在。小说结尾，奈尔在公墓的黑人区遇见了夏德拉克，他“须发更长了，年纪更大了，不过仍是精力充沛地疯疯癫癫的”。
二是小说结尾对奈尔的描写。自从秀拉和奈尔的丈夫裘德发生关系后，奈尔一直以为自己思念着丈夫而恨秀拉。亲眼见到秀拉和裘德睡在一起时，奈尔非常痛苦。莫里森以富有寓意的笔触写到了出现在奈尔意识中的一个场景：“泥土在变换，枯叶在翻动，一股熟透了的绿色果实的气味笼罩着她……一个灰色的球体就在那地方旋转……”整整一个夏天，奈尔都无法摆脱那个在她周围飘来荡去的毛茸茸的灰团，这个灰团就像困扰她的那种情感，挥之不去，让她痛苦而又无助。可是在小说末尾，莫里森写道：“树叶在震颤；泥土在移动；空气中有一股熟透了的绿色植物的气味。一个松软的毛球爆裂了，四散开来，就像微风中的蒲公英。”这时，奈尔才真正明白，这么多年她一直想念秀拉，“我们是在一起的女孩”。困惑她多年的“灰色球体”终于解开了，她终于真正懂得了秀拉，认同了秀拉，也找到了一直失落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看，奈尔就是秀拉的另一个自我，是秀拉精神的延续，换句话说，秀拉以自己之死唤醒了奈尔的新生。
夏德拉克精神充沛的疯癫存在是秀拉精神的另一种延续，而奈尔的觉醒和对秀拉的认同让我们看到了黑人女性的新希望。由此我们可以大胆设想，莫里森创造的秀拉虽然在孤独中毁灭了，而她的精神就像烈焰，会指引着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的继续探索之路。她的死亡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是生成，是创造，是新的开始，秀拉传递的是狄奥尼索斯的酒神精神。正如秀拉自己所说：“噢，他们会好好地爱我的。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他们会爱我的。”
秀拉把这个世界“撕成两半”的决绝反叛不仅实现了自我确认和自我重构，同时以其肆意大胆的破坏精神实现了对黑人传统观念和生活的颠覆和重构，以自己的死创生了生。正如尼采所说：“创造——这是摆脱痛苦的伟大解救，它使生活变得轻松。然而创造者本身必遭痛苦，必经变化……创造者本身是新诞生的婴儿，但他必须又是分娩者，是分娩者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