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艺术

全国政协委员吴文科建议——

进一步完善曲艺和杂技 人才培养体制与机制

目前,《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是指导我国高端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十分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但是,其在“艺术学”学科门类之下,却忽略和遗忘了“曲艺学”和“杂技学”两个十分重要的一级学科建制及其专业地位设置,致使这两个领域的高端人才培养和历史文化传承,无法搭上现代教育的制度快车并享受公平发展的政策待遇,严重影响着这两个领域的艺术文化传承及高端人才培育。

建议进一步组织修订“学科目录”和“专业目录”,尽快将“曲艺学”和“杂技学”纳入其间,为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这两个艺术门类的文化传承及人才培养,提供必要和正规的政策条件与制度保障。

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从现实状况看,这两个学科完全具备了构成独立学科的基本条件。以曲艺为例,这种演员以本色身份采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门类,在中国至少有着1500年以上的历史。中国56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曲艺形式。据历时25年编纂修成的29卷约3000万字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暨“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曲艺志》的研究确认,已知我国古今曲艺的品种数量,约在1000种左右。在中国文艺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曲艺不仅以其“本体艺术”的独立身份,发挥着娱乐大众、滋育心灵、塑造精神和引领风尚的独特作用;而且还以“母体艺术”的独特身份,成为孕育形成诸如章回体长篇小说体裁和众多戏曲剧种的源头与母体;同时还以“载体艺术”的独有品格,传承保存了许多口承历史与文化遗产。这使曲艺既是艺术审美之属,也是文学戏曲之母,更是文化传承之舟。号称我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文学巨著即藏族《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实际上分别是属藏族曲种岭仲、蒙古族曲种陶力和柯尔克孜族曲种柯尔克孜达斯坦的表演脚本。现代意义曲艺学的研究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也拥有了比较雄厚的史论基础、知识沉积和文献支撑。完全具备相应健全的学科架构和丰富充实的学科内涵。

而通过对“学科目录”和“专业目录”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补上其学科“户籍”,明确其专业“身份”,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不只是给曲艺和杂技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公平条件和正当环境,而且是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弘扬补齐短板、为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丰富内涵、为曲艺和杂技的高端人才孵化及艺术文化传承铺设道路,更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助力。特别是在“学历成分论”甚嚣尘上的当今时代,没有列入“学科目录”和“专业目录”的结果,会使这些缺失“户籍”与“身份”的学科与专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人才培养和学术管理等方面“走投无路”。或谓“曲艺学”和“杂技学”的发育不够良好,不承认其独立的学科“户籍”与专业“身份”,但这种道理是站不住脚的。何况在现代条件下,“学科”与“学问”犹如“鸡”和“蛋”的关系,不能任由此等逻辑掣肘两个学科的正常公平发展。正如《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导语所言,“学科目录”的制订及“专业目录”的发布,不是对于已有学问的简单评估,而是为了规范学科序列、引导学科发展、繁荣学术研究、促进人才培养、推动学科建设、方便统计管理。而管理的本质,是面向客观实际、提供平等服务,不是随心所欲、厚此薄彼。因而,类似的认识不应成为阻碍“曲艺学”和“杂技学”进入“学科目录”及“专业目录”的理由。

值得肯定的是,前些年教育部已在高等职业艺术教育的大专层级,设立了“曲艺表演”专业,回应了时代要求,获得了良好反响。近年一些高校也尝试开始了本科层级的曲艺教育。如果能在政策层面于本科教育的“专业目录”中进一步明确曲艺学科的专业设置,对于全面引导和系统规范曲艺文化的高等级教育传承,无疑会发挥更为巨大的历史性作用。同时,对于指导地方高校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开展特色办学,为本地曲种招收培养各类曲艺专门人才,普及曲艺的历史及艺术知识,直接服务各地的曲艺发展,都是一举多得的善举与好事。也是通过强弱项、补短板,切实破解曲艺教育大面积存在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矛盾,持续传扬优秀传统曲艺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8-03-12 全国政协委员吴文科建议—— 1 1 文艺报 content5539.html 1 进一步完善曲艺和杂技 人才培养体制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