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新作品

融入边疆书写边疆

□杜文娟

年少时期,父亲为我买了带塑料封皮的《中国地图册》和《世界地图册》,还订了《地理知识》杂志,每次念诵诗词时,就在地图上寻找“天姥”“庐山”“东吴”“巫峡”等等,寻来找去,才知道诗人们原来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四处游历。中学阶段,我成了班上的地理课代表。有一个阶段,特别希望生活在徐霞客时代,最好成为他的书童,甚至幻想成为他的女朋友,一起走遍万水千山。

长大以后,由于长期生活工作在大山深处,几乎没有能够直接请教的老师,走出大山见识外面世界,成为我的奋斗目标。

我是一个晚熟的人,当然,现在依然半生不熟,认真规划和自觉写作,也只是近10年的事。在阅读中逐渐认识到地理地域是文学作品的骨架,题材是作品的核心,便琢磨得有自己的创作富矿,忽然有一天,我把目光投向了一般人需要仰望和敬畏的地方——西藏。

2003年第一次前往西藏,是为了看风景,就像我的长篇小说《红雪莲》中的南宫羽一样,立即被一张张笑脸吸引。西藏属于高海拔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氛围,使得生活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的人幸福指数比较高。在西藏,我感觉,只要生命不出现危机,似乎就没有不快乐的时候,这一点内地人无法想象。清楚地记得,2010年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前往堆龙德庆县定点深入生活,县上可以派车接送,但我经常乘坐公交车往返于县城和拉萨城之间,公交车是203路和204路。每次上车,所有人都冲着我笑,其实也不是冲我一个人笑,而是大家相互微笑致意。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欠着身子让一让,我也乐此不疲,挤到他们中间,咧着大嘴打着手势,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颠簸中不乏有热心的翻译,如果哪一句翻译得不恰当,就会引起哄堂大笑。有一次从拉萨乘飞机回内地,在重庆停机40分钟,上来一位内地女性邻座,满脸冷漠、焦虑、傲慢,迅速把我从童话世界拉拽到浮躁的人世间,几分钟以后,我才确定自己身处何方,姓甚名谁。我敢说,没有一张纯粹西藏人的脸,能演绎出如此复杂的表情和世态炎凉。

这种反差使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西藏,把自己融进去,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相信真诚和真实的力量。

西藏的日子并非风花月雪,触动最深的是雪域高原上的万物生灵,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农牧民、在藏干部、援藏干部、边防战士,生存非常艰难。同样,我也遭遇了各种风险。

在藏北无人区,因为汽车陷进冰雪融化的河水里,两辆汽车互相牵引拖拽,好不容易上了岸,钢板又断了。凌晨1点,冰雹雨雪突降,雷鸣闪电,荒原辽阔得毫无道理,鬼魅得无处躲藏。同伴屏气敛息,我则无忧无虑,看着狼的绿眼睛由近及远。漫漫长夜以后,我被告知,如果雷电击中汽车,引爆燃烧,归宿就是火葬。从此以后,每遇雷鸣闪电,双肩就条件反射般抽搐。

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横断山区,凌晨2点,我在网吧写稿,拳头、藏刀、香烟、吐沫星子在我头顶飞来飞去,叫骂声声,寒光闪闪。

神山冈仁波齐脚下,凌晨3点,雪粒打得手、脸、屁股生痛。冷风利剑一般,把四肢穿越成透明体。为了不被冻坏,快速方便完毕,跟人争抢避风的座位。一路上,紧紧抱住用哈达包裹住的笔记本电脑,防止再次颠坏。

凌晨4点,堆龙德庆县医院院长带着一位医生,进到我的房门,给我吸氧服药,将我从死亡线上拽到鲜亮的人世间。

有一天晚上,我住在离印度仅有5公里处的科迦村村委会,头顶吊着一只节能灯,却亮不起来。打电话给翻译欧珠,他替我买来两支尼泊尔白蜡烛,并告诉我半夜如果起来,就到煤气炉上点蜡烛。可能是大脑缺氧的原因,我寻思了好一阵,才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就请他帮我找打火机。

过一会儿他高兴地回来,拿着香皂盒大小的一个黄色纸盒,抽出一根火柴,划拉一下,火星四射。接过这个奇怪的东西,才知道是印度火柴。

还没有睡到半夜就醒了,是被饿醒的。

摸黑穿好衣服,用印度火柴点燃尼泊尔蜡烛,寻找可以充饥的食物。在一张藏式条桌上,堆放着汉藏两种文字的宣传资料,两面交叉立着的党旗。举着蜡烛到了厨房,灶台上有一个西红柿,抓起来就往嘴里喂,浓郁的霉味扑面而来,呸的一声吐出去。什么东西绊了我一下,低头去看,一只饱满挺拔的麻袋挡在脚边,一阵惊喜,心想大概是风干羊肉或牦牛肉,要么是土豆或萝卜,伸手就抓,抓起了一把干牛粪。

在路途遥远的青藏高原,我学会了要饭,学会了与所有人和平共处,在寒冷的日月里,总是形单影只。刚刚洗过的头发,3分钟就冻成一条条细冰棍,叮当作响地敲打着肩膀和后背。耳环在晨风的摇摆中,滴着鲜血。接打一会电话,手就冻得麻木僵硬。尽管如此,也接触到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喜马拉雅山脉腹地有一所小学,全校师生不到20人,所有师生住校,一年购买一次粮食,每个月从县城购买一次蔬菜,一学期见不到一个外乡人。整个冬天洗不了一次澡,夏天老师领学生到河沟洗澡,有时候到边防连和边防派出所洗几次热水澡。有人对我说,现在一年还能洗几次澡,老辈人没有洗澡的条件和习惯,为了减少虱子叮咬,在腋窝和裆部各放一团羊毛,吸引虱子,再多的虱子都不会太难受。

校长对我说,校园里哪怕有一棵树,一小片绿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会提高。

我问陪同的教育局同志,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条件好一些的乡镇县城或者拉萨读书。

他指着不远处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有一些地方还属于争议区,如果把子女送到更远的乡镇或县城读书,家长就会跟着一起住到乡镇或县城,边境上不能没有边民吧。

望着苍茫的雪山,我则想,这些孩子是否和他们的祖辈一样,一匹马,一杆枪,一个老婆,一群羊,在边境上放牧一生,孤寂一生。正因为他们同边防战士一样,无论大雪纷飞还是赤日炎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一生一世驻守边疆,才换来了内地的繁荣富庶,和平与安宁。

那一瞬间,我茅塞顿开,边疆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

一次,我随南疆军区一支演出小分队到某边防哨所慰问演出,当时是8月底,冷风夹杂着冰雹,大家都在看演出,回头间,看见一位哨兵正在执勤,便走过去向他问好。离开哨所的时候,我与这位战士告别,他向我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对我说,阿姨,非常感谢你。

我吃了一惊,睁大眼睛望着他。

他说阿姨,你是我半年来见到的第二个陌生人,是我当兵两年见到的第一个女人。半年前一位首长来这里视察,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跟我说了这么多话,所以,我要感谢你。

他说自己快19岁了,来这里当兵两年,没有见过城镇,没有逛过商店,没有见过树木。寂寞压抑的时候,跑到蔬菜温棚,看看绿色的黄瓜叶子,红色的西红柿,大哭一场,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下次难受的时候,再去温棚。

2009年7月29日下午,在中国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一间朝南的办公室里,我和副政委张毓育交谈。正说到高兴处,一位军官敲门进来,拿着一张纸,请张毓育签字。

我和张毓育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两张办公桌。从纸的背面隐隐约约看见了两个字,挽联。

但是我不确定,待她签完字,我说,张副政委,我能看看这张纸吗?

她把纸递给我,确实是一副草拟的挽联。

英勇牺牲昆仑静穆痛英魂

为国捐躯千秋英名传万代

张毓育说,这位战士上山刚半年,是一位新兵,19岁,老家在内地农村。5天前,一辆地方上的长途货车在219国道上翻车,司机卡在驾驶室出不来,希望部队援救。我们就派了几名战士执行任务。这位战士爬到驾驶室,用电锯切割车体,车厢的货物掉下来砸伤了战士的头部。当时战士只是头痛,没有特别反应,过了几个小时,就死了。这种事故几乎每年都会发生,阿里高原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最忍受不住的是处理战友的后事。这位战士的父母接到电话,就从老家省会城市转乘飞机到拉萨,昨天已经从拉萨乘汽车往阿里这边赶。再过两天,他们就该到了,战士的遗体还在太平间躺着,唉……

张毓育沉默下来,我也沉默下来。很长时间,我们面对面,默然无语。

军医张科对我说,也是一位年轻战士,非正常死亡,躺在太平间等父母来看最后一眼,战士的父母从四川老家千里迢迢赶到阿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战友们都去搀扶母亲。而那位父亲,自从见到儿子的遗体,就没有见他流一滴眼泪。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走到儿子的遗体前,揭开洁白的布单,仔细地看着儿子,然后举起右手,向儿子的脸上打去。

一边打,一边狼一般地吼道——你有啥资格死在娘老子前头。

父亲踉踉跄跄向太平间门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就顺着门框滑下去,两只眼角同时挂着两滴黏稠的血珠。

刚40多岁的父母,一夜之间,仅仅是一夜之间,黑头发全部变成了白头发。

2011年6月7日,我随阿里地区医院120救护车,前往80公里以外的那木村大阪,抢救一位货车司机。司机是一位24岁的日喀则藏族民工,从地区拉水泥到普兰,在下大阪的一个拐弯处翻车。11点40分,我们赶到事发现场,天上飘着雪花。

驾驶室坐着3个人,只有司机伤得严重。其余两人把他平放在卡垫上,头部有伤痕,但没有流血,腹部有血迹。眼睛很有神,一脸平静的样子,左手腕上有一串菩提佛珠。他被立即抬上救护车,两位女医师为他输氧输液。车过沙子大阪的时候,伤者哭泣,医生安慰他,快到医院了,马上就好了。

12点45分,赶到地区医院大门口,伤者被抬上二楼B超室,10多分钟以后出来,下楼拐弯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微闭,只看见白眼仁,不见黑色,我意识到了危险。抬出100多米后,才进到急救室。依然输氧输液,却不见输血。我觉得奇怪,站在门外,想拍一张照片。刚举起相机,一位年轻的藏族小伙子飞奔到我身边,举起拳头向我脸上砸来,我快速闪开,拳头最终没有打到脸上,却引来一片哗然。人们纷纷向我投来厌恶、仇恨的目光,我知趣地跑出医院。

3天以后,忍不住给一位医生打去电话,询问司机情况,我被告知,小伙子当天下午4点钟去世了。

医生说,没有输血的原因,是阿里至今没有血库,也没有条件做开颅手术,如果这两样条件都具备,司机应该不会死亡。

5年后的2016年,陕西援藏干部告诉我说,已经利用援藏资金建起了阿里地区血库。

缺氧是高海拔地区人的最大敌人,所有生命都非常脆弱,成人如此,母腹中的胎儿也深受其害。走访孔繁森小学的时候,到春晓老师家做客,春晓的丈夫叫格列,是一位边防武警。格列用伤感的语调对我说,结婚8年来,妻子先后怀孕6次,5次流产,好不容易产下一个男孩,3天后,因为缺氧,在他的怀抱中死去。

当我翻过一座又一座雪山,爬过一条又一条沟壑,终于俯瞰到喜马拉雅山脉褶皱深处的一个县城时,有人指着荒芜中的小城对我说,这个地方原本没有树木,有位县长从新疆带回了白杨树苗子,几十年过去了,县城终于有了几十棵白杨,风过时哗啦啦响,那声音真醉人哦,这是方圆几百公里内惟一的树木,许多人骑马步行几天,专为看一眼树木风采。

我问县长在哪里。对方说,退休后回上海了,听说回去以后也不适应上海生活,年轻时来到西藏,为了修通从县城到阿里地区狮泉河镇的公路,带上锅碗一走数天,翻山越岭勘察路基。一个春节,发现他不见了,四处寻找,原来他在丈量一个沟坎。老县长也不容易,从参加工作到退休都在西藏,同事朋友全在西藏,夫妻长期分居,得不到家庭温暖,也照顾不了妻儿老小,回到上海多孤单呀。

诸如此类的故事如同高原的星辰,璀璨繁密,雪莲花一般鲜活坚强,牧草一般普通坚韧,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民族的脊梁,高原的精灵,老西藏精神的缔造者和传承者。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这些平凡又不平凡的人,回望半个多世纪,即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以来,内地人在青藏高原的生活情感,以及与藏文化藏民族的交融与碰撞,一直是我思量和叩问的主题。

回到内地,我常常反思,作家在呈现和创造文学作品之外,责任与担当如影相随,应该成为自觉的文化传播者和慈善者,我便利用到机关、学校、书城公益讲座的机会,极力宣传边疆。一次,我到西安一所学校讲课,讲完课以后,校长当着800名师生宣布,从今年开始,每年教师节前后组织全校师生为西藏募捐一次。也有读者和听众主动联系到我,为西藏的孩子送去温暖。有的读者和听众因此成为援藏干部和支教工作者。我受此启发,与西藏地区札达县和改则县民政局取得联系,接收来自内地的爱心传递。

这些善举只是表象的,微弱的。怎么样更有力度、更长久地召唤更多的力量,使更多的人了解西藏,理解边疆人民,投身边疆建设,大概得有更广博的人文关怀和关照。

某一天,我去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不停地催促司机开快点,司机问我这么急干嘛,我说做援藏干部的节目。他立即转过脸,提高嗓门问我,什么是援藏干部,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我问他是哪里人,开了多少年出租车。他说是长安县人,现在叫长安区,在西安城里开了20年出租车,第一次听到这么奇怪的名字,援藏干部。

说话的当儿车身一抖,差点撞到路边护栏上。我惊得半张着嘴,望着两只麻雀从石榴树飞向雪松,浓密的松针间并没有鸟巢,但依然煽动翅膀,悠然轻盈。

一个冷风飒飒的清晨,我到一个区为文学爱好者讲课,互动提问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双手撑着桌沿站起来说,40多年前听茹志鹃讲她走村串乡动员老百姓抗日的经历,今天听小杜老师讲西藏故事,那你说说孔繁森为什么二次援藏。我立即起身双手合十,向他表示敬意。还没等我开口,有人就大声说,是呀,山东的男干部难道全死光了,明知道西藏艰苦,还派他再到西藏。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望向窗外,梧桐高过窗棂,枯叶飘落一片,又飘落一片,风过时,发出哗啦啦脆响。睫毛闪烁间,想起广袤的藏西和藏北大地,无论是农牧民还是机关干部,只要不走出当地,从睁开眼睛看世界到耄耋老去,没有谁亲眼见过如此高拔的树木,这般繁盛的萧萧落叶,因为他们一生一世不知道树长什么样子花开什么颜色,甚至连一株高过脚踝的植物都不曾见过。

西藏就这样忽近忽远,似风似雨又似霞,与我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无力逐一向所有人解释,讲述我眼中的西藏不是那么简单,我经见的藏族同胞和外来者深广如海,缤纷盎然。

的确,我不应该一直沉默,要以自己的方式和情感向更多人诠释雪域边疆。我不是藏族人,一生一世也融入不了藏文化,但我有一双普世者的眼晴,发出自己的声音,记录这段历史,是我的责任与担当。

坦率地说,十余年间八次进藏,苍穹之上的西藏,不但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提高了我的认知度,锤炼了我的性格。我为有西藏经历心存感激,更要向那片高寒之地上的芸芸众生致敬。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苹果 苹果》,长篇小说《红雪莲》就是献给雪域边疆的圣洁之花。

2018-04-13 □杜文娟 1 1 文艺报 content9602.html 1 融入边疆书写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