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麦克卢汉提出“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我们今天的社会依然比大众传媒更大众化了。大众传媒自上而下遍布社会——媒体的所有者或设计人员制作节目，进行编辑加工，受众接受节目。很快，这些媒体开始收取技术费（包括电视、无线电、互联网、IT等），这些收费并没有阻止多元化趋向更复杂化，只是避让了“设计者”：谁都可以创建节目，并将其传播到任何他喜欢的地方。 他必须找到“读者”，即他今天能够依据自己的代码，通过自己的数字工具激起反应的受众。

如今，谁都可以从事传媒工作，就好像设备媒体/数字技术不存在技术门槛一样：媒体无处不在。 它在我们生活中无所不能，改变了一切：就其本身而言，媒体的本质，就是使人超越自己。 这是否意味着新的口语特质的传播方式的出现？信息随即会被连接在数字蜘蛛网上，迅疾消失，无从为人使用。

最初，“Orant”（拉丁语，祈祷）一词意为赤脚在地上，手臂交叉，手掌转向天空，发出不清晰的声音，这是我发自人性深处的大声祷告，这种祷告是我之所以为人的理由。 后来，祷告、诗歌、音乐脱离了原意，被各阶层利用：祭司、音乐家、诗人……每只猫都在捍卫自己的领地。

后媒体时代是不是意味着原始的未分化整体的重新来临？初民时代，同一功能的提供分工并不明晰：表达，讲话人抒发自己的情怀，书写，艺术。 之后，这些功能渐次分为不同“专业”。今天，后媒体时代，也许人类到了一个节点，把初民时代那些未分化的传播功能重新聚合为一种新的普世性的“口传”服务，可以自由使用，而不必隶属于所有的工具“媒体”——地球和“Orant”所朝向的天空，今天也许就是后媒体的工具。

麦克卢汉的戏言“媒介即按摩”是对现实的评论。 消息由顶部给出，垂直地抵达底部，底部接收到信息，感觉到“说了什么”。而今天，这个说法并不完全适用，传递一个或若干信息的工具日益多样化，捕捉信息的主体也不可胜数。 仿佛由于工具的多样性而导致“从上方”的控制消失了，这使得它们变得不可控。

不再只有一条能够释放信息的“高速公路”，来自国家、地区、省份、邻近地区、国际的信息途径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如果没有“高速公路”，那么许多无名的、边缘的、已经失落的地方该如何抵达？如果不能抵达这些地方，我们就忽视那里存在的一切？这是一场顽固的冒险，我们在无人区随机起飞，却发现那里已经住满了人。

上个世纪最佳的文学作品是在最隐密之处完成，然后被“官方高速公路”取走。我们对自己说，今天的数字村也必须接受同样类型的财富。因此，出现了新的流浪形式、口传性新形式：我不再向社会说话，也不向普遍性说话；我对漫游者说话，他可以用他愿意的方式回答我：音乐、文字、绘画、随机数字信息……新的漫游，新的口传性，冒着迷失的风险，我们会迷失，那么我们会在哪里迷失？

我在想，阿尔及利亚的卡拜尔诗人Si Moand，在父母被法国入侵者杀害之后，遭到驱逐，四处流浪，途中为村民写作，他为传世后代而书写。村民们作为传播的“工具”，从未控制过他。今天，所有的信息完全不可控，无数的数字设备释放海量的信息；每个操作员都会在一个无法控制的虚拟空间中奋不顾身。而后，第二个读者（即操作者）的需求随之而来，他们不仅要熟悉这个信息，还要在那里介入更多的信息，修改编辑，加以评论，更换方式继续传播（以文字、音乐、图像、着色等方式）。

我们在虚拟空间获知越多，我们就越发一无所知。 艺术家、作家、视觉艺术家可以随时抓住一条他们觉得需要回应的信息，加以转发，将其融入到另一种被发明的金属语言中，而这种金属语言并没有经历过古老的垂直性规律（从上到下）的规范，而是以平行状态，不随任何预先建立的轨迹运转。

因此，我们处在安德烈·布雷东所说的“随机目标”的领域，我们释放消息/工具/媒体，追求无限的猎物，这对我们的艺术家、诗人、作家的工作有什么后果？

在这种无限的多元化面前，曾经有过布莱恩·吉森的“剪切法”，或者是超现实主义者“精致的尸体”的游戏，或者是马塞尔·杜尚的消遣：《新娘被单身汉们脱光了衣服》……今天看起来都很幼稚。所以，因了数字工具，发明的可能性倍增。

没有必要在创造新过程之前思考，要立即去做，已经不再需要三思而后行了。“诗歌将由所有人创作，而不是由一个人创作”（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 那么，我们来了，包括机器在内的所有人……目前，媒体的概念是否与该工具的概念相一致？媒体，信息还是工具？ 我们在谈论内容还是在谈论控制？我们正处在一场巨大的多米诺骨牌游戏之中，创作者和消费者都参与其中（两种身份模糊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