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写作的人，大概都有过幻想自己是一少年天才，只要掏心掏肺就能完成惊世骇俗的文学壮举的心理阶段。在多数情况下，这不算什么大毛病，充其量也就是基于意淫的小小病态——况且在驴子的脑门儿挂根儿全息成像的VR胡萝卜，没准儿还能鞭策自个儿砥砺前行。然而病态如果不能随着时间自愈，那终归不是一件好事，起码它会遮蔽一些你在某个年纪上应该看到的东西。

非常惭愧，我在心智发育上恐怕属于比较晚熟的那个品种，相应在写作上大概也晚熟。对于人类在生理和心理层面的成熟标准，相关领域的专家各有其定义，而在写作上，有一个标准也许是：能从“写自己”到“写别人”，就算是作家有了从蛤蟆骨朵变成蛤蟆的架势了。编辑部的老同志看稿无数且能知人论世，按照他的说法，中国作家里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自传型的。而人家教诲我的时候，我也正在乐此不疲地塑造着城市青年和文化混混儿。也有搞文学研究的老师逗我：你的东西大都是第一人称在那儿臭贫，有本事来个朴实无华的第三人称啊。后来我也跟人家汇报，说自己正准备写一个这样的故事。至于能写成什么样，我对自己倒挺宽容，反正又不是没丢过人，反正又不是没同行陪我丢人——想想人家奥运健儿，腾空转体三周半从杠上掉下来还得对着祖国人民抹眼泪，那得多大压力。

这个故事就是《借命而生》，写作的最初动机其实来源于一个法律常识：咱们国家的刑法是经历过修订的，如果犯人在旧法时期犯了事儿却在新法颁布以后才被抓住，那么量刑标准原则上也要从新不从旧，而且往往是从轻不从重。以此为核，敷衍开来，设计了一个警察俩犯人的形象，涉及到的时代则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到21世纪初结束。写的时候心里还是没底的，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物以前没写过。而且熟悉我的朋友也知道，我虽是一口头流氓犯，但却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并没有被专政机关拷走“深扎生活”的经历。意识到这个无法弥补的弱点，我提醒自己必须得在态度上认真点儿，该查的资料查，该问的细节问，有段时间还老看电视里的法制节目，就是想熟悉一下“进去的人”的音容笑貌——很可惜，在这种节目上光彩亮相的尽是马赛克。

而作家还有个毛病就是爱走神儿，哪怕是在貌似认真的过程中。基于上述“认真”，我对“认真”这个词汇仿佛也有了一点新的感触。其实也就是个拆字法：认真认真，意思就是把什么东西认作真的。与此同时，恰因写作本身是个虚构的事情，这个貌似矛盾的过程反而显得格外重要。还是回到前面所说的问题，认识到几十年来时代变迁的真实性，感悟到自己和每一个时代中人之间无法割裂的真切联系，并尝试着建立起一种诚恳地将他们言说出来的真挚态度，这样一种同在世上，共观世相的立场和视角，使我感到自己似乎也能讲述那些与自己貌似不同的人们的故事。认得世上真，认得眼前真，认得众人真，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他所写的东西应该可以更宽广，也更有价值。

当然，以上感受也只是一个愿景，我并不认为自己在这部小说中就能实现它。当下写作的最大收获，恐怕也只是让我能够往台阶上迈一步，从而更好地遥望那个愿景。因此对于看过这篇小说又觉得不好的朋友，我也只能提前道歉并作出检讨：那是因为我做得还不够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