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文艺报》曾发表路遥写给我的一封信，在介绍我时，给了三个头衔：编辑家、作家、评论家。称为编辑，名副其实，党报副刊10年，《花城》《作品》文学刊物18年，《南方电视学刊》两年半；小小作家也算得上，除了没有写过诗歌外，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均有涉猎；业内与社会上更多认可的是文学评论。当年飞赴西安，“审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现场高度评价，同意刊发《花城》，是用编辑与评论者双重标准给予衡定。

多职业生存、跨文体写作，给我的文学评论提供了创新的很大空间。《爱情是不允许遗失的》就是一篇散文体评论，亦可视作评论体散文。《羊城晚报》首发后，影响较大，转载选载也不少，还入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新书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提出两个文学主张并为促其成功成就，赤诚努力。

一是“走出五岭山脉”。

1983年，在给一位青年作者小说集出版的序言中，首提这个主张。继之1984年，先后在《作品》《当代文坛报》《新世纪文坛》关于“广东中短篇小说创作如何提高、突破”、“文学的试验”研讨会上，再次强调这个文学主张。

此时期，以陈国凯、孔捷生、杨干华、吕雷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创作，他们最优秀的作品，当之无愧可以载入当代文学史册。全国范围内，北京作家群、湖南作家群、陕西作家群勃然兴盛。较之最负盛名的这批领衔作家，广东一些中青年作家要嫩弱许多。浅薄、寡淡、苍白、简易复制，是创作上的一个明显缺陷。思力才力并进，走出五岭山脉，写出在全国有较大反响甚而巨大影响的作品，才能无愧于广东这块充满生机活力和无限创造性的大地。

文学创作惟有与人类母题、共同命运相连，与人的灵魂、心灵、人性相通，力作、名作、大作、杰作必然诞生。

“走出五岭山脉”文学主张的提出，不是要看低甚至贬低广东作家、广东创作，而是一个鼓励，一种励志。

二是“建立‘广派’文学批评”。

一个时代文学的成熟与辉煌，是以巨人作家、巨人批评家为标志的。

这个文学主张的提出，是以周扬在上世纪50年代关于建立北京、上海、广州三大文化中心为依据的。

既为中心，文学批评的缺失不可想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东文学批评是一个客观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京派”批评力量雄厚，“海派”批评呈崛起之势，广东批评也在日益显示自己的实力。但是，作为一个地域或者某种思想派别的批评，并未旗帜鲜明的出现。加上群体意识薄弱，处于游击状态，在中国文坛的话语权明显分量不足。鉴于此，1989年，我鲜明提出“建立‘广派’文学批评”的主张。

一种理论，一种批评的支撑，代表性人物不可或缺。第一代代表人物是肖殷、黄秋耘，前者是艺术启蒙型、后者是诗情型批评家，第二代代表人物是饶芃子、黄树森、黄伟宗，前者为审美型、中者为即兴型、后者为史论型批评家，第三代为郭小东、陈剑晖，前者是前卫型、后者是史评型批评家，第四代代表人物是谢有顺，属思辨型批评家。

那么，“广派”文学批评在追求什么，抑或基本品格和特征是什么？可否作如下概括：

1.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与借鉴西方现代文化文明。绝对排斥与绝对礼拜同属病态。

2.独立的人格力量和精神风骨。评论家不是作家附庸、应声虫，更不是卑躬屈膝的奴婢。更可怕的是，主观上明白无误要去适应什么，以致不惜将真理撕成碎片。

3.纵横捭阖的开阔思维。没有绳索的束缚。有一种宏大灵动的气势、气韵。

4.文本创新的写作。概念与形象、逻辑与情绪、判断与色彩运用水乳交融。

忙碌公职43年，坚持业余写作，留下评论文字过百万，没有特别满意之作，称得上个人代表作仅三篇而已。一篇是《南方文化论纲》，一篇是发表于1983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的《欧阳山及其创作断论》，另一篇是《女性小说家论》，都是对一种文化形态和某个作家或一个群体创作带历史总结性的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