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赵葆华
赵葆华，剧作家、评论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创作影视作品近三十部。编剧作品有：电影《我的法兰西岁月》《邓小平登黄山》《因为谷桂花》《你若安好》、电视剧《大地有江河》等。曾荣获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结集出书有《赵葆华剧作选》和《我的电影梦——赵葆华评论选》。多次担任金鸡奖、华表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委。
我们的新时代，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电影走进新时代，这就要求中国电影要用新形象承载新时代精神，助推新时代前行，助推践行伟大的中国梦。
回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2001年，那时中国电影年产故事影片只有88部，全年电影票房才8.9亿人民币。2017年，中国年产故事影片数量高达798部，全国电影票房全年已达559.11亿元，其中电影《战狼2》单片票房突破56.7亿。它证明中国电影市场潜力巨大。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生产大国，时下全球拥有银幕量15万块，美国拥有银幕40759块，中国拥有银幕已超过5万块，且以平均每天新增银幕19块的速度，超过美国和加拿大银幕数的总和，位居世界第一。我们应清楚地看到，电影产业迸发蓬勃活力的背后，国产电影业已成为文化领域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之一。
中国电影正处于历史最好的发展机遇期，与之相伴的，是诸多我们急需认清的挑战。
反思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
站在新时代大门口反观中国电影，我们看到些许隐患和欠缺。中国电影当下的主要矛盾可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同国产电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产生于以下现实：中国电影面临外部巨大挑战和压力。根据2012年2月“中美电影协议”，每年要进口34部好莱坞大片，这些大片凭着强势出场、弱势出局的理念，凭着大资本、大制作、大明星、大宣传，来势汹汹意欲席卷中国电影市场。好莱坞“大兵压境”，如果中国电影市场多数被好莱坞影片占领，中国文化安全必将受到严重威胁。中国电影守土有责。国产电影在与好莱坞大片殊死对抗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崛起，但与此同时催生了一种市场生态现象：过分倚重市场效应，以票房成败论英雄。由此又生发了创作观念上的变异：过分倚重娱乐精神，以找乐本事论英雄。创作出现畸形发展，国产电影生态失衡。这种失衡可概括为轻电影、小电影、悦电影大行其道。称其轻，是指时代质量过轻；称其小，是指思想力量过小；称其悦，是指娱乐狂欢一类电影，悦电影太多，近乎泛滥。我们缺少黄钟大吕之作、缺少振聋发聩之作、缺少经典风范之作、缺少对所处大时代的充分认知和对责任担当的充分认知。
面对如此内忧外患，中国电影必须明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电影业不仅仅是娱乐业，也不仅仅是技术工业，而是文化产业、内容产业，更是党领导下的文艺事业。据此我们认定，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唯有提升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才能确保中国电影在与好莱坞大片比拼当中获得良性可持续发展，才能肩负起新时代赋予中国电影的时代使命：建设文化强国，助推践行伟大中国梦。
核心竞争力来自人物精神
讲好中国故事，关键点是讲什么人的故事，传递什么样的精神。影视作品中的人物精神会对国民精神产生深远影响。反思我们的银幕形象和银幕品格，一段时间以来，世俗品格过重，英雄品格过轻。聚焦人物塑造上，风行娱乐狂欢重口味、自我解嘲、自我调侃、自我矮化、自我轻贱。
时下，写凡人小事已成为电影创作的常态，然而时下的平民书写，过分倚重世俗图景，轻慢崇高，人物流于世俗化、粗鄙化。凡人小事就要堆砌情绪、展示人性猥琐、乐此不疲地描绘兽行兽欲、热衷于情色消费与颜值消费吗？我们不应降低审美底线，凡人小事更应当呼唤人性的高洁，对美好人生、生命尊严和幸福愿景的守望需要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开掘。
小儿小女、小魔小妖、小情小调虽也需要，但久违了的黄钟大吕与英雄书写自然会掀起热潮。《战狼2》横空出世，创造了国产电影票房的奇迹。影片男主人公冷锋的英雄形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匡扶正义和救危扶难，而是置于全球化语境下，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春节档热映的影片《红海行动》表现了蛟龙突击队8名突击队员救助侨民的英雄行为，影片所歌颂的当代英雄提振了民心民气，呼应了新时代的民族精神诉求。
1600年前，中国古典文艺评论家刘勰曾提出，文艺作品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又指出“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宋代张载提倡文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文以载道是中华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表现人物崇高境界是电影人的责任与使命之所在。中国电影一直有关注现实、聚焦人民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代表作品《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渔光曲》，40年代优秀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皆生于乱世，但也都在抨击社会黑暗的同时释放出积极向上温暖人心的精神力量，给观众留下极深的时代烙印；中国电影也一直有关注现实、讴歌英雄的优秀传统 ，上世纪50年代和上世纪60年代问世的《上甘岭》《董存瑞》《英雄儿女》等影片，鼓舞和滋养了几代人的成长。
在我的电影创作生涯中，一直在努力回答应该给观众看什么这一问题。2002年团中央有关部门约我创作青少年时期的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的电影剧本，以引领社会风气。那时青少年正狂热地追星。翟俊杰导演和我达成共识，要为时下的青少年树立另一种偶像——革命青春偶像。于是我写就了电影《我的法兰西岁月》，影片讲述了青少年时期的邓小平如何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如何追寻他视为引路人、视为兄长的周恩来的足迹，并在法国寻找革命火种、开启民智提振民心，唤起民族大觉醒的故事。导演翟俊杰凭借该片获得了华表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诸多奖项，我的同名电影剧本也获得了第七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2014年我创作了电影剧本《邓小平在黄山》，力图为时代立传。该片聚焦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有意规避宏大叙事、史诗呈现，而专注于写邓小平在1979年夏初的一个假日，带领全家上黄山，名为休假实为考察这件事。我把黄山浓缩为呈现中国社情民情的舞台，让邓小平的所思所愿接受时代与人民的双重考核。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惊涛骇浪；看似歌舞升平，实则千军万马；看似小小黄山，实则牵动全国。我凭借该剧本获得了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伟人与英雄必然崇高，小民同样可以崇高。只要超越一己欲望，将自己的幸福愿景同中国梦融合在一起，就能一步步走向崇高。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三个主人公，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潮”和“下海潮”，他们沉沦过、拼搏过，趁势而起，又几度潮起潮落，但他们始终守望着他们的人生愿景，终于悟出人生的意义，赢得生命的尊严与事业的荣光。影片以成东青、孟晓骏、王阳三个人的成长史和精神史带出了改革开放的当代史。
人物与时代相互映衬、相互影响，是我在剧本创作时牢牢遵循的艺术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中华民族践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健康支撑。总书记在阐述健康中国战略时，强调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由我担任编剧的电影《你若安好》所表现的正是这一主旨。在党的十九大隆重召开的前一天，电影《你若安好》作为十九大献礼作品在全国公映，影片表现了重心下移、强化基础的医疗改革突围之路，书写了全科医生的新人物、新形象。该片及时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号召。
核心竞争力来自艺术表达
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看怎样讲。怎样讲，事关艺术表达。电影只有被观众欣赏和阅读，电影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好莱坞大兵压境，中国电影应追求有效表达。所谓有效表达，就是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动人、更感人、更好看。艺术表达要走心，观众接受时才入心。艺术表达既要坚持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身份，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用具有人类意义的艺术表达方式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艺术表达提倡创新——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定式，告别陈旧感，机械化。艺术表达的基本要义是类型确定、风格定位、情节设置、角度与结构的选择。分众化的电影市场，意味着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审美爱好，决定了观众对电影有不同的选择，因而中国电影必须走类型化道路。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14年来的发展之路，也是中国电影类型化的发展之路。我们告别了电影的“大锅菜”、“乱炖”时代。类型化程度越高，电影的表达程度也就越高。我们在确立一种类型时又注入其他类型的因素，这是当下类型电影发展的趋势，也是可喜的变化。
一度创下当年国产电影票房最高纪录的《人在囧途》，将公路片与喜剧片两种类型成功融合在一起。充满善意与喜感的小人物让人认同、让人关切、让人喜爱，观众在开怀之余咀嚼人生味道；《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将青春片类型演绎得生动感人，从放纵青春欲望到理想守望，从青春迷失到人生清醒，青春片类型新意扑面；武侠片是中国电影对世界电影的独特贡献，广受外国观众喜爱，电影《一代宗师》将功夫演绎得精彩绝伦，在武侠类型的框架里揉进了传记片和艺术片的元素，既真实呈现了那个年代的氛围特征，又成功描绘了叶问和周遭人物与时代的关系。
角度和结构的精心选择有时也会让影片充满艺术智慧与魅力，让常规题材呈现出新意。我创作的英模题材电影剧本《守护童年》原型人物张淑琴，创办了太阳儿童村，专收留服刑在押犯流落街头的孩子。她的事迹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联合国秘书长。近几年英模题材电影公信力下降，真人真事怎么就拍假了？我认为主要问题是出在这类题材电影没有完成艺术转换，没有将英模人物的事迹转换成新鲜感动的故事，没有实现陌生化效果，同时也折射出创作环节的懒惰平庸。我在创作《守护童年》时，并没有写张淑琴创办太阳儿童村的过程，而是力图找到一个独特的艺术角度与艺术结构——越狱犯托付女警官，帮他找到流落街头的孩子。于是女警官、流浪儿和越狱犯，在路上演绎人生悲欢。独特的角度呈现出人间苦难，传递出人文关怀，使得现实主义具有了温暖色彩。
核心竞争力来自作品深度
提升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电影内容还要向生活纵深处递进，题旨向深度开掘。有思想深度才能有思想力度。时下有一个误识，认为电影艺术进入了小时代、轻时代、微时代，于是快餐文化电影和速食文化电影盛行。误识带来创作上的误区，不少创作者回避深邃，拒绝意蕴，追求浅白，误认为现在是读图时代、读题时代、颜值时代和感官时代，笃定这些才是时尚，如此创作才会受到青年观众欢迎。然而，生活的本质是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处于全民族践行中国梦的伟大新时代。我们需要有生活深度和思想深度的作品，表现生活本质和社会发展趋势，抵制腐朽与没落观念的侵蚀，展现新时代的风貌。这样的作品才能传之久远，而防速朽。
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以1961年国家正处于严重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的人祸为时代背景，表现了周总理回到河北伯延革命老区，寻找调查农民能不能吃饱饭、人民公社大食堂好不好的问题。剧情围绕真相向纵深递进展开。总理要知道真相：因为他心疼农民。公社干部和当地群众则隐瞒真相，因为他们心疼总理，怕他为难。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得到了感人而深刻的呈现；电影《驴得水》表现了抗战时期的国民教育，讲述了一个乡村小学校为了解决饲养驼水毛驴的经费，以驴得水之名冒领教师经费，特派员来调查引出啼笑皆非的故事。该片貌似荒诞实则深刻，批判人性拷问灵魂；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聚焦农村女性李雪莲的一桩离婚案，她为了讨要诚信，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执著地告状，引得地方官员们将其视为异类，唯恐躲之不及避之不远。看似荒唐实则深刻，深刻地反思了干群关系问题。电影《芳华》所展现的故事背景以上世纪70年代为主，以上世纪80年代为辅，那是充满理想主义、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又是充满纯真浪漫、容易误读误识的岁月。《芳华》令人赞叹的是，既写故事又写时代成因，既写世相又写人心。受欺负的好人何小萍、受委屈的英雄刘峰与他们迟来的真爱，让影片充满人生况味。在充满变数的人生旅程中，影片呼吁善良至上、真诚至上、英雄至上、芳华至上。这是《芳华》对题材与生活深度开掘后传递出的绵延不绝的情怀……
温暖现实主义风格总能为作品带来非比寻常的艺术力量。中国电影有责任抚慰众生灵魂、擦拭良知上的灰尘、引领迷失的心灵，释放出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正是基于此，我创作了电影《因为谷桂花》，这是一则关于灵魂救赎的故事：就在车祸受害者谷桂花失去记忆的夏天，这起事故的肇事者童月月和丈夫马建成却被当做英模人物供奉。这对年轻夫妇一天天被良知叩问。该片在第20届美国塞多纳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高奖——最佳世界电影奖。这个奖项已空缺几年，曾经授予日本电影《入殓师》和伊朗电影《一次别离》。
时下电影风气浮躁，许多创作者急于一夜成名，很难潜下心来向生活的深度掘进。放下杂念、静下心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新时代电影创作者需要做的功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国电影人应努力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振兴的历史转折关头，做时代的代言人，讲好中国故事，讲给中国人民，讲给世界人民，推动伟大时代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