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谈现实主义的时候我在谈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参照。

在我开始尝试着小说创作的2007年，中国当代文学范畴的“先锋文学”作为一场运动早已经结束了许多年，从文学史的演进意义上说，“先锋文学”已然成为一桩文学遗产和某种传统，因此对于没有亲历这场运动的我来说，其中的挣扎与反抗自然是不切肤的，甚至是需要后天研究学习才能窥之一二的，也因此，我很自然地就接受了这份文学遗产的馈赠，具体到小说创作，我认可小说就是小的，最重要的是你在表达和思想上的个人性，小说的语言应该是更为精美有效的汉语；小说可以是隐秘的欲望叙事，可以时空变形扭曲，可以跳出严苛的现实逻辑展现另外一种可能；小说不等于故事，读小说除了享受其中的故事、叙事技巧和小说逻辑，更是一个发现之旅；小说是一种复杂的、自由的东西，对社会流俗、规则有一种起码的反叛、怀疑……以上种种似乎是某种先天性的常识，是走上文学道路之初就知道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无可否认，从文学史的角度，中国先锋文学就文学形式而言，其对立面就是庸俗的社会学或者传统的现实主义，但更为深刻的，它表征了整个20世纪后世界精神史上人们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的深刻变化，而这个变化被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潮流所遮蔽了。

阅读之初，我的兴趣在于余华、苏童、杜拉斯、卡夫卡、米兰·昆德拉等等，我惊叹于《在细雨中呼喊》的酷炫结构，兴奋于《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不朽》中的思辨议论所迸发出的智慧火光和独立精神。

可以说，是先锋文学，包括现代主义文学，成了我文学出发的起点，也是它们激活了我有限的经验和想象，让我得以安置那些未必有多么独到的童年、少年经验，自以为是地通过语言等技巧层面的搬弄，为这些未必独到的经验制造出一点刻意也可疑的“独到之处”，结果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即便如此，你看，我是多么尊奉文学是个人化的表达之类的“常识”啊。

在经验匮乏的苍白年纪，我居然也写了不少小说，现在回头反省，那些文字中深埋着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空白，尽管技巧起到了一定的掩饰作用，尽管甚至有可能被理解阐释为是某种“可贵的留白”，但我心知肚明它们是贫瘠的，因为白的后面和周围都没有坚实的可还原的填充物来支撑这样的“白”。

回到个人的阅读史，我其实是很晚才阅读《包法利夫人》这样的作品的。那种比缓慢更缓慢的推进节奏，那种比繁复更繁复的描写，那种在闪闪发光的细节上的停顿，都让我获得了某种新奇的体验，就像中文系学习过程中，在符合自己趣味的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萧红等的阅读之外，忽然读到了赵树理，我至今还记得“小腿疼”带给我的“会心一笑”，这也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苍凉的手势”、“希腊小庙的湘西”、“酷寒与饥饿”之外的新体验。

限于时代、个人种种因素，我的文学接受史出现了某种错位倒置，就我个人而言，文学的发生似乎是先“20世纪”再“19世纪”，等我再去接受福楼拜、莫泊桑、托尔斯泰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们有一种老实的笨重，诚恳的扎实，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后于“先锋文学”的“先锋”——“灵柩的布从胸部到膝盖凹陷下去，在脚趾那儿再隆起；在夏尔眼里，仿佛有个庞然大物，极其沉重地压在她身上，那就是死亡……”这是我对《包法利夫人》中印象最深的几处描写之一。它不时地提醒我，不是每次都非走捷径不可的，在细致沉稳的观察当中变得耐心和笨拙，恢复对世界的惊奇与笨手笨脚，重新打量那些忽略而过的事物以及附着其上的名词，同样很有必要。

我是通过阅读和写作弄明白许多事情的，我只能写我自己知道的东西，而且很多时候往往是写出来后，才知道我自己知道什么。小说阅读和写作让我变得更完整，不论是读或写，我就像生了锈的星星和泉水，又被重新擦亮了。随着经历越来越丰富，真正获得了恐惧、虚无、失败感等等，那个形式，那些叙事圈套，也才有了真正的填充物，这个过程，就是做加法的过程，这个加法具有社会学的意义，诗学和社会学才会达到某种平衡。在这个加法的基础上再做减法才能称为真正的“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