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八住在西山运河里的东北角，越过火车道往山上走200米，拐过一个垃圾点就到了。这里杂乱又肮脏，走入胡同，路的两侧是臭水沟，街道干部曾经多次组织清理，但成效甚微，除了冬天，其他三个季节都是臭气熏天令人窒息的。倒退一个世纪，这里曾经是法场，专门砍人头的地方，十几年前，人们盖房子的时候还挖出过白骨，白骨的头和身子是分家的，脖子上的那根骨头有明显的刀痕，人们都说，那肯定是个重犯。”
这是小说《头顶一片天》的开头。与时下流行的很多小说一样，小说的名字与小说的内容，就如能指与所指一般任意、松散，尽管小说中李大国一再声言，姐姐就是他的“天”，我们也可以从中窥探出小说名字和内容的关联。还是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来得直接，干脆就叫《捐赠者》。
虽然抱怨了小说的名字，但这段开场白有个词特别吸引我，就是“砍人头”。我一下子就想起来王德威的《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该文分析鲁迅与沈从文同样目睹砍头的情景，但在日后的文学呈现上却截然不同的前因后果。我在此是借用一下这个富有深意的题目，因为王可心并未说过，她目睹过“砍头”，虽然她在几篇小说中反复提及的那个“西山”曾经是法场，是“砍人头”的地方。在《头顶一片天》中，出现了几个“头”字，我以为，可算是理解王可心部分小说创作的核心和关键之处。
二
西山是曾经的法场，砍人头的地方。我们一般理解，法场就是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地方。杀的是十恶不赦之人，告慰的是受害受欺的人。但人世间的善与恶、罪与罚，果真如砍头那般干脆果断、清晰明了，刀起头落血债血还吗？我看未必。这人世间最大的悲苦就是这“未必”，刀起头落也斩不断这俗世红尘中的魑魅魍魉与恩怨情仇。
杨八一家三口住在西山，这是“吉林市最穷的人住的地方”。杨八夫妇原来都是市一建的工人，后来都下岗了。这是历史潮流，他们无法抗拒，但日子终究要过，两口子打零工，但这“朝不保夕，一家的日子就过得紧紧巴巴。生活的拮据经常会让杨八想入非非，比方说买彩票中大奖，再比方说，走路的时候让有钱老板开车把他撞死，得一大笔赔偿金”。梦想照进现实谈何容易？买彩票自然是入不敷出，也没有倒霉的老板撞上杨八。当杨八看到求肾的广告后，他毅然决然决定卖掉身上的这块“肉”。生活不难到一定的份儿上，谁会这么做？
《乐园东区16栋303室》中的陆大壮和杨八相似。他家也住在西山，日子过得也艰难。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陆大壮和杨八来说，虽然各自的“经”不一样，却是一样“难念”。陆大壮一家四口住在一个两居室内，父母一间，大壮和弟弟一间。男大当婚，但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到西山来；即便肯嫁过来，又住哪儿呢？难题有时是无解的，有时又是“迎刃而解”的。陆大壮一家的“难”，就“恰逢其时”地解决了。陆大壮的领导开车撞了人，领导说大壮如果替他“顶罪”，他就分给大壮一套三居室。陆大壮答应得干脆利落，决绝的姿态丝毫不亚于杨八。
《春天里》的何梅英虽然不住在西山，但她的生活也不比住在西山的杨八、陆大壮好。何梅英结婚的当年就下岗了，后来找了个推销保险的工作。丈夫王大吉是4S店的油漆工。29岁那年被确诊为不孕症后，何梅英“挨丈夫的打骂就成了她的家常便饭”。她想过无数次离婚，但离不起，因为无处栖身。何梅英长得不好，嫁得也不好，娘家也不待见她，离了婚，她就一无所有，起码现在还有个男人和她过日子。穷和长得不好，就是何梅英的“西山”。
西山代表着“穷”，西山也代表着一种不可改变的力量。“穷”就是杨八、陆大壮、何梅英们的“西山”，也是这些男男女女可怜命运之“源头”。他们的命运是从这儿开始的，最后也是毁于此的。贫穷不仅限制了想象力，对于杨八、陆大壮、何梅英们来说，“想象力”恐怕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词语，因为这太遥远，也太奢侈了。贫穷于他们而言，就是一台“复印机”，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复制着几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不知道是生活的惯性，还是命运的强大，在这些无可改变的逻辑中，生活的航船还没有扬帆，就已经注定了结束航程的方式。
杨八们早已领教了生活之不可改变的强大力量，所以指望儿子“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出人头地，要做个用头脑挣钱的人，血的教训让杨八痛恨体力劳动，他想让儿子当白领坐办公室”。有了“西山”这个“源头”，杨八们的儿女们能够“出人头地”吗？能用“头脑”挣钱吗？
三
某日，杨八不知为何一头撞到电线杆子上，头晕眼花之余，看到了一则求肾的广告。买肾的人叫李大国，为了给他姐姐换肾。两人顺利成交，手术也很成功。杨八正指望着15万的巨款“改天换地”呢，可谁知，移植后的结果不理想。杨八有些内疚，一度想把钱退回去，可李大国不要钱，他想要杨八儿子的一个肾，一张支票甩给杨八，多少钱随他填。杨八一口回绝，如当初卖肾时一样坚决。杨八换了手机，想给儿子转学，总之要躲开李大国。但他的一切都在李大国的掌握之中。无奈之下，杨八到医院，杀死了李大国的姐姐，保住了儿子的肾。
陆大壮用自己6年的自由换了一套三居室，一家人离开了西山，陆小壮也如愿结了婚。可陆大壮从监狱出来后，却没有了“容身之所”。说没有不准确，他也住进了三居室，但不“容”在弟媳的只言片语、举手投足中看得真切、详实。六口之家挤在小三室里，和在西山时候一样，各种“住不开”。惟一的差别是从平房搬到楼房，而生活中的“难”，如磐石一般坚硬地矗立着。最后弟妹铃铛“设计”了大壮强奸她的“现场”，逼走了大壮。但大壮根本“干不了那个事”，“在里面的时候，全骨盆骨折，下边也坏了”。大壮的“远走高飞”，家里不“挤”了，但这个家还能风平浪静吗？
王大吉的弟弟和弟妹旅行前，在何梅英那儿买了保险，旅途中两人出了意外，留下了儿子大宝和一张保单。何梅英为了那张30万的保单，把大宝过继到了自己家，正好是一举两得。何梅英对大宝倒是视若己出。但保单的事情还是露馅了，30万没了，就剩下了大宝，王大吉自然又是对何梅英一顿暴打。何梅英这次铁了心要和“相好的”铁三“私奔”，人都到了机场，却又回去了，理由是“怕大宝的丸子不够吃”。
杨八一头撞上了电线杆子。这“一头”就是生活中的“偶然性”。陆大壮的“顶罪”，何梅英的“保单”，与之异曲同工。这“一头”似乎是要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生活要“见亮”了，结果却是煮熟的鸭子飞了，生活还是那个“熊样”，甚至比原来更糟。突来的“偶然性”，改变不了西山和生在、住在西山的人的“必然性”或“宿命”。对于西山的人来说，“偶然性”从来都是“雪上加霜”，而不是“雪中送炭”。在杨八、陆大壮和何梅英的身上，这种“必然性”的顽固、坚韧和不可改变，我们看得真切，也看得痛心、绝望。
四
王可心的《头顶一片天》《乐园东区16栋303室》《春天里》几部中篇小说，从题材上来说，都是近年来流行的“底层文学”。西山就是“底层”，杨八、陆大壮、何梅英就是地道的“底层人”。“底层文学”的流行大概也与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有关。与有些“底层文学”的“宏大叙事”不同，王可心的这些“底层写作”写的都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之类的琐事。她不写与底层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抉择”与“历史转型”的过程，她只写“抉择”与“转型”的结果。或许她认为，那些“宏大叙事”都不是升斗小民可左右的，他们只能承受这些“结果”，面对“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他们只能选择隐忍。对于李大国的威胁，杨八没有选择“法律手段”，而是杀死了李大国的姐姐。这样的结局其实是极具隐喻性的。在“资本”的横冲直撞之下，“底层”的正义和公道谁来伸张？
在王可心的小说中，她没有给杨八们或“西山”找到一个“合理”的出路，这些人的命运似乎应了黑格尔的那句老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结局，理解为王可心的无奈、无力或绝望。但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文学的软弱与无能。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我们也没有勇气和力量给杨八们一个公道，哪怕是一个迟来的“正义”，也没有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希望。但反过来说，王可心这么写也是一种无望的“悲悯”，她或许不想用“虚构的温暖”去麻醉冷峻、残酷的现实。
在杨八们的视野里，有的只是“鲜活”的生活，而没有改变现实生活的“历史图景”，或许在作家那里也没有这个“历史图景”。没有“历史图景”的文学，也只能如此这般地“呈现”生活，而这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那样“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