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叙事到文化含义

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曾伴随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社会文明的历史嬗变不断变化，从利用海洋、征服海洋，到尊重海洋、亲近海洋，人类的海洋观念相应历经由求生到求真再到求善的探寻。同时，海洋题材的文学作品相应呈现有经济上升时期人类顽强生存、不畏挑战的进取精神，拓展征服时期的掠夺欲望与不屈意志——而作品里近来所展现的人类对海洋愈发敬重与亲近，则显示出作家更为深层的生态伦理思想和对生命意义的本真祈愿，人类与海洋和谐共处、海里岸上的美好前景等核心内容构成海洋题材创作的新风貌。《人民文学》于2018年第9期刊发的林森中篇新作《海里岸上》便是这一向度上的佳作，不断切换的空间叙事和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以及平民英雄的朴素情感，构成小说的文学张力和精神难度。

人生存、生活于具体的空间之中，并以其行为方式与空间建立复杂联系。人对空间的经营与思虑决定着人的空间经验，空间的历史亦即人的空间经验的历史。与小说题目《海里岸上》一致，林森以“海里”空间和“岸上”空间的章节切换作为推动叙事的主要策略：

“海里”各章写老苏的出海故事，有旧时回忆里的冒险和收获，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因生存时期的患难真诚而深刻，老苏与父亲和祖辈之间的代代相承，大吨位渔船的失事，出海岁月里对妻子的记挂，曾椰子溺亡事件中长久的自责以及不出海之后老苏对大海的向往和自我的回归等等，构成小说海洋题材的主线。

舟船是海里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构建情节与叙事的具体面貌。古代小说中，舟船空间曾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与文化含义：船头为外，船舱为内；前舱歇男，后舱歇女；客人入舱，船户当艄。与古代舟船故事里的文化界线相重合的是，《海里岸上》延续着渔村多年的习俗，“女人不能上船……因为女人上了渔船，导致渔船如何出事的传说，从未绝过”。壮年时期的老苏，妻子是他颠簸劳顿中最苦的渴望。年纪渐大，妻子则是老苏讲述海上遭遇的忠实听众。小说写老苏一人的相思和遭遇，却也映衬着岸上女人可以想见的孤苦和担忧，渔村老百姓的生活便是如此平凡与动人。以舟船空间界线为切入点的还有曾椰子溺亡后的描述，为把尸体运回渔村，老苏把一艘挂在渔船上的小船抬上甲板，把曾椰子放进去，再以大量海盐覆盖，再用铺在船上睡觉的木板把小船盖住，并以绳子将小船捆住……我们习惯于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空间因素在小说中的作用，小说《海里岸上》中，舟船空间紧密勾连小说情节的展开，而舟船空间的文化属性则更为重要，隐蔽的情感与思想，生存与生命的承担，无不成为值得瞩目的文化含义。

“岸上”各章则以木麻黄林（林里祖屋）和镇上间次区隔开。阿黄、庆海爹的死，连同老苏的木根雕塑，代表着一代渔民的精神归宿和平民英雄的傲气与尊严；镇上的产业转型和老苏大儿子的生计直陈渔村传统的没落，宋记者的采访和书法家的收藏均纠葛其中，而老苏的言行取舍又生发出义利之辨的现代性光辉——面对祖辈与传统，义是《更路经》和旧罗盘；面对儿子与亲情，义是帮衬、解救和自我牺牲。《海里岸上》人物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传递出作者自身深刻的价值认识和伦理思维，渔民海事的扎实叙写中透露出传统义利观发展变化的内在必然性——纵是利以生义，最终也是义利同一，把“义”作为立人之本，以义取利。

以人文性敞开

林森擅长以地域元素点缀小说的内在精神韧性，作为海南本土作家，林森的书写对象受一方水土点染，虽不作铺排的文化景观呈现，文本最终映射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内里却难免原乡情结里的地域书写惯性。新作《海里岸上》则实现了对此惯性的超越，作家以宽容的笔触叙写乡民精神状态和传统礼俗文化的裂变，脱离文化保守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静观疏离的体察态势，展现出作家逐渐博大的气象。现代性难局中，固守符号化的碎片并不能使传统的乡土重获生机，细碎的日子需要继续，而生活日复一日的展开本身就已足够慰藉。正如小说里老苏为儿子生计被迫出卖祖传之物时对自我的精神开释：“人最重要。要是人都没了，留着那东西也没用。卖给懂行的人，可能保存得比留在我们手中还好。《更路经》比人活得长，我早想清楚这事了。”

《更路经》和旧罗盘是文本中最为突出的文明象征，同时也是现代义利之辨下精神危机的直接表征。小说里，砗磲加工产业在镇上发展了四五年后被突然叫停，优化的生态观念和经济结构在一时间也造成了本土投资者的生存窘困，正如传统无法抵挡现代性的强势进驻，陡然的物质解放也必将迎来纠错时的阵痛。小说里，镇上的乡民尽管哀号，却不抱怨，就像老苏的大儿子尽管生活逼仄，却无法向老苏开口变卖传家宝，一如老苏卖掉《更路经》和旧罗盘时而不多言自我内心的煎熬与疼惜，反正这两件东西真到“自己要递出时，眼前空荡，没人接手”，不禁锢于具体物件去谈文明的接续或许更具有现实的人文性，这也是小说里飞扬的大气象。

正是海里、岸上的时光，勾勒出老苏的一生，小说在不断的插叙中使老苏的人物形象逐渐丰满，故事结尾极富感染力，渔业成为小镇旅游的新特色，暮年的老苏用手抄的《更路经》和新罗盘主持了祭海仪式，登上现代渔船出海的老苏抱着自己亲手打造的船型根雕竟然像少年时那样晕船，最终，巡访于自己既定的海上坟墓。

林森以往的小说侧重于民俗传统的真切回归，而《海里岸上》的叙事则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渔民在南海活动已有千百年，家家户户的《更路经》记载着这片海域的历史地理，礁盘、暗沙和岛屿，它们之间的距离和方向，包括针对南海砗磲、珊瑚等的开采禁令，无一不宣誓着主权：“不说别的，我们一个小渔村，这些年就有多少人葬身在这片海里？我们从这片海里找吃食，也把那么多人还给了这片海，那么多祖宗的魂儿，都游荡在水里，这片海不是我们的，是谁的？”老苏在传统渔业的退却和小镇旅游业的兴起中之所以能稍显从容，无疑也源自对南海主权的坚决捍卫和对这片海域发展的渴望与热爱，心中有落寞但更有理解和支持，渔村有遗失却更有发展和收获，这也是人类与海洋在现代背景下的和谐共处新模式。

此外，海洋题材的创作中素有海洋民族传统和爱国思想的底色，其中不乏象征着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的海洋英雄形象。《海里岸上》中，老苏这一类的渔船船长形象，承载着船员的家庭生计和生命安全，随时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死亡，有自珍自重的尊严和深入骨髓的傲气，却又懂得急流勇退、敬畏海洋，因而得以避免大吨位渔船失事那样的悲剧。这样的平民英雄，经年累月专于生存，情感朴素，举止坚定，即便在潜隐的转型潮流中面临人伦传习的不可通约，也以更为根本的人文性思虑迈向博大——小说昭示着海洋的自然空间与人文空间的新拓展。

近代以来，海洋题材的文学创作未能得以迅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受时代潮流的推动，此类文学创作虽未脱离对固有文化的因袭和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困境，却也一度获得发展的契机，开始超越功能性的束缚而趋向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作家的文化积淀、思想深度也随之迎来逐渐完备的可能。当下，中国的海洋题材创作已走上独立发展的文学道路，随着对海域自然空间的深入探索、人文空间的拓展和海洋观念的科学化，现实题材的海洋文学也呈现出光明的前景。林森中篇新作《海里岸上》面向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声息共存的现实，看似艰难的处境却不缺乏突围的精神力量，日常事体里的道义危机在潜隐的开阔中得以和解，而新的生活方式也显现出敞开的必要。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