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国海以北，是中国最热的海岸线。深圳大学地处南山半岛，在一片伸向大海的土地上，被珠江口与深圳湾环绕。校园风景不赖，到处都是荔枝树。绿树环绕的时光广场上有个巨大的日晷，阳光打在北回归线附近，指针投射的阴影标示着时间。

深圳是一座对时间倍加珍视的城市。一句当时颇有争议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时得到肯定，写入了城市基因中。正是在这富有激情的氛围中，深圳大学开启了并不长的办学历史。1983年，这所大学成立。北大援建中文、外语类学科，清华援建电子、建筑类学科，人大援建经济、法律类学科，一大批知名学者云集于此。

多年以后，深圳大学毕业生马化腾回忆，那时校园里流行的口号是“时不我待”，“老师们经常教导我们说如今是百年一遇的大时代”。

在山海环绕间，沿着深圳大学校园行走，会看到北边著名的腾讯大厦。马化腾将办公室选在大厦38楼，随时可以俯瞰深圳大学校园。今年，不少腾讯员工搬到了新建的滨海大厦——公司新总部。作为深圳的知名企业之一，腾讯在这座城市仅有两栋自建大楼。

兴许不是巧合，滨海大厦建在了深圳大学南侧，同样可以俯瞰校园。

深圳大学官方网站上，透露着两栋建筑环绕校园的些许原因。在按毕业先后排序出现的“杰出校友”网页上，只有11个人，从第8到第11，分别是1993年毕业的马化腾、张志东、陈一丹和许晨晔。而其头衔，则是清一色的“腾讯主要创始人”。

腾讯5位创始人，有4位出自深圳大学，这一定不是什么巧合。正如他们在深圳成长、创业，同样并非偶然。

青萍之末

马化腾上大学时，常在校园里跑步。彼时若抬头望，既不会看到腾讯大厦、滨海大厦，也没有如今深圳高楼林立的天际线，校园外只有农田和农舍。惟一能预示一个商业帝国出现的，是他“那时脑子里充满了对外面商业世界的向往”。

马化腾读的是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其爱好恰也在此，痴迷于计算机。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他把很多精力花在了C语言的学习上，这是世界上最流行、使用最广泛的程序设计语言之一。那是1990年，C语言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曾回忆，他从里德学院退学后，无所事事之际，去旁听了美术字课程，直到10年之后设计第一台Macintosh电脑时，才把这些知识用上，于是人类有了第一台使用漂亮字体的个人电脑。马化腾也要等到1998年腾讯成立后，才会发现，横扫天下的聊天软件QQ正是靠C语言实现的。对C语言运用自如的马化腾如虎添翼。

正如乔布斯所言，向前展望时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生片段的意义，只能在回顾时将点点滴滴串连起来。

马化腾不可能知道，自己身边的几位同学，最终成为创业伙伴，一道开创了腾讯帝国。腾讯最初五个创始人，被称作“腾讯五虎”，其中有四人毕业于深圳大学，除陈一丹在化学系外，其他三人都是计算机系的同学。而陈一丹与马化腾在深圳中学时就是好友。

马化腾这样概括几人的特征：“我对产品比较在行，知道我要什么，怎么实现，这方面我想得比较清楚；张志东（腾讯原首席技术官）绝对是个学霸，技术能力很强；陈一丹（腾讯原首席行政官）从政府部门出来，非常善于组建团队，对行政、法律和政府接待都很有经验；曾李青负责市场，长得派头很像老板，我们一起出去大家都叫他老板。”

至于自己，马化腾说，“连我父母都没想到，我个书呆子还可以开公司。我更多的是想做产品，没想过开公司，领导什么人。只是如果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开公司，肯定走不远。”

回望过去，马化腾将这形容为“走对的第一步”，有了志同道合者，个人的缺陷，团队和集体可以弥补。

时代河流

陈一丹双手捂住额头，沉在双膝间几秒钟，才直起腰回答我。窗外是武汉炎热的6月天，室内冷气调低到了不足20℃，这位腾讯创始人身着一套考究的蓝色格子西装，脚蹬一双黑色便鞋，顶着有些发白的头发。

我的问题并不在之前沟通的采访提纲上。作为全世界市值前五名的互联网公司，腾讯已经有了非常庞杂的体系，接触创始人之前，自然需要历经科层。我没有准备让人难堪的问题，只是觉得循规蹈矩不适合互联网行业。

我好奇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这么巧，所有人都同时出现在了深圳。

“改革开放一声号召，我们的父母就进入了深圳，我们这些学生就跟着来了。一片荒芜啊！父母那一辈只是相信有个美好的未来，就奔来开荒。”陈一丹找到了答案，语速越来越快。“深圳有虹吸效应，五湖四海的人才在一种独特的向心力作用下，来到这个年轻的城市。”

在腾讯，陈一丹曾长达15年充当“大管家”一职，参与主导建立了腾讯的公司文化。是以，他对文化有着独到的发言权。他拿美国打比方说，正是在一个开放的移民国家，各种文化相互碰撞，才带来了独特的竞争力。“深圳就是个移民城市，正是五湖四海的人才，决定了她有一种开放的精神。”

在深圳这个前沿，他们成为了中国第一批接触网络的年轻人。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万维网，互联网正式从科研工具走向普通人。中国互联网从零开始，产生了无数第一。马化腾所占据的多个“第一”，包括成为第一代网民，以及在这一年年底接触到惠多网（FidoNet），一个真正可以与天南海北网友交流的通信网络。1995年，马化腾开通了惠多网的深圳站，那时全国像这样的站点不超过10个，风云突起之际，他在南方早早立起一面大旗。

从南向北，各地站点上所立着的，大都是日后声明显赫的互联网精英。网易的丁磊，金山、小米的雷军，“中国第一程序员”求伯君，开发了Foxmail和微信的张小龙，都是其中的节点。搜狐的张朝阳还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他即将带着尼葛洛庞帝的2万美元回国创业。在此之前，这位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的一本书《数字化生存》正在预言一个全新时代到来——“信息将成为举世共享的资源”，“从原子到比特的飞跃已是势不可挡、无法逆转”，他还大胆预言，那时的人类正在“奔向临界点”。

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互联网的启蒙。人们借此看懂当下，狂野地想象未来。他的名言“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它创造出来”，在中国南方的深圳，正由几个小伙子实践着。只是当变革发生时，身处其中的他们并未有这样的崇高感，却是在日复一日应付焦头烂额的现状中，悄然成长。

张志东这样总结：“中国电信每年在上网线路扩容、骨干网络建设方面大力投资，广东又恰好是网络基础建设最快的省份，而深圳这个城市又是年轻人创业热土，就这么带着我们误打误撞地踏入了时代的河流。”

生于草莽

“2000年，知名IT人士混迹的Donews上，‘老榕’在论坛虚心地向大家请教：‘如何使用OICQ啊？’顿时引得群虾激昂，原来大虾居然也会这么土，连QQ都不会用。”

这段描述来自21世纪初的《新周刊》杂志。记者记述了采访京广铁路期间的一个意外发现，在长沙、武汉、郑州的任一网吧里，90%以上的网民都在玩OICQ，网吧老板甚至说，“如果没有OICQ，我们早就要关门收档了。”这份报道还引用台湾《商业新闻》的说法，称“2000年是OICQ年”。

毋庸讳言，中国互联网的前半段充斥着模仿甚至直接抄袭，腾讯并不例外。OICQ的直接模仿对象是ICQ，三个以色列退伍军人于1996年创造的全世界第一款即时通讯软件，腾讯甚至只在其名字前加了个字母“O”（意为open）就上线了，连中文名都没起。没过多久，1999年8月至9月，腾讯便两次收到美国在线发来的律师函，明确指出腾讯注册的域名oicq.com和oicq.net侵犯了知识产权。

一切并非规划的产物，只是探索者开垦了荒原。就连从OICQ改名QQ，都是收到律师函后，恰好因为早期创始团队成员吴宵光在公交车上听到网友简称OICQ为QQ，才定下来的。品牌logo企鹅形象，也是团队争论不休之际，挂在网上让用户投票得出的。这个形象重要到，如今人们普遍将腾讯称作“鹅厂”。

回首往事，张志东觉得有太多误打误撞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网民和中国网络设施状况的痛点感受就不会这么深刻，也就不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即便身处其中时，马化腾也在2002年向媒体感慨，“腾讯的成功是一连串偶然机会的集合，靠的是在探索路上，善于接招。”

至于那个年代的腾讯团队，则有着十足的草台班子气息。张志东说，整个公司的期望只有两点，“一是公司不要倒闭，能活下去；二是不让用户掉线，少挨点骂”。

如陈一丹所言，中国互联网公司皆生于草莽。这让它们更富有创造力，可专注于高效执行，能集中优势力量，更接地气。与之相较，美国作为全球互联网中心，通常最早提出基础类的产品创新。“生于草莽”能在此成为褒义词，是因为包括腾讯在内的中国公司，不断以微创新完成着弯道超车。激烈的生存环境，让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身处拥挤的赛道，这是其美国模板所无法想象的。

最为直接的例子是，2005年，来自美国本土的聊天软件MSN，在向QQ傲慢宣战后，大败而归。其所未料的恐怕是，在收到ICQ律师函几年后，QQ早已是完全不同的产品。它超越了聊天功能，变成虚拟空间中的个性表达，语音、音乐、视频、网络游戏、在线交易、博客无所不包，以极具个性化的QQ秀、QQ宠物、QQ空间等，满足了年轻人的表达欲。

没过几年，微信便复制了这一壮举。从模仿移动聊天工具Kik开始，微信在不断迭代中推出了诸多创新，如语音、“附近的人”、“摇一摇”、公众号、二维码等等。其中，60秒内的语音功能，直接解放了人们不善或是懒得打字的手，成为现象级交流方式。而微信公众号平台，则已成为独一无二的生态体系，瞄准了“再小的个体，都会拥有自己的品牌”——再一次事关个性的表达。这些创新源自腾讯，为国外同类产品所未有。至今，它的原型Kik依然默默无闻。

田内赛马

开发微信时，腾讯内部同时找了三个项目组研发，包括原QQ团队、成都团队、广州研究院的张小龙团队。最终，广州研究院的产品胜出。这对普通企业而言可能难以想象，但正是在特殊的机制下，残酷的社交媒体竞争根本没走出腾讯，便完成了。

这无疑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却也大为降低了失败的可能性。马化腾说，“赛马机制”是腾讯公司特有的企业文化之一。“在公司内部往往需要一些冗余度，容忍失败，允许适度浪费，鼓励内部竞争和试错。创新往往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创造各种可能性就难以获得真正的创新。”

与自己人兵戎相见，远不及被时代抛弃那样残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山雨欲来，用户迅速从桌面电脑奔向手机之际，正是微信，让腾讯进入了新时代，即便那时腾讯已是中国互联网巨头之一。马化腾向我感慨，“腾讯从来没有哪一天可以高枕无忧，每一个时刻都可能是最危险的时刻”。

正是在实践检验中，“谁提出，谁领军”“一旦做大，独立成军”成为腾讯内部不成文的规定。QQ秀、QQ空间、QQ游戏、“王者荣耀”，都不是来自顶层设计，而是业务单元自下而上的尝试。惟有在内部竞争中胜出后，才获得公司层面倾斜来的推广资源。

与许多企业创始人之间关系不同，腾讯高层始终没有历经激烈争斗，形成“一言堂”局面。他们更多的记忆，是创业早期，在大排档一人一份鸡煲饭，一谈就是几小时，将公事摆在台面上谈。

“很多员工刚进来，发现我们怎么吵得一塌糊涂，到后来会发现我们只是在讨论。充分讨论后当然会慢一点，但能走得更深更远。”陈一丹感慨，“我们不是你捅我一刀，我害你一下。这是非常珍贵的文化。”

“大家都知根知底，互相之间的互补性很强。”马化腾告诉我，每个人都不是全才，所以需要互相补充。“腾讯的企业文化也得益于此，更民主一点，更多元化一点。很多中途加入的人才也能够带着创始人的心态在公司里成长起来。”

这几位创始人，甚至探索了退休机制。

2013年3月20日，腾讯公布上一个财年的财报后，宣布陈一丹卸任首席行政官，改任公司终身荣誉顾问。一年之后，首席技术官张志东宣布退休，成为腾讯学院一名讲师和技术顾问。与陈一丹一样，他也提前两年跟管理层沟通了退休的想法。创始人们逐渐退出核心决策层，将权力平稳移交给更年轻的同事，无疑给了下面人真正的成长空间。

至于那群白手起家的创业伙伴，也保持了非常好的私人关系。陈一丹透露，区别只是话题从当年的具体业务，变成了人到中年后的家庭、孩子和人生。

历尽艰险

2002年的“IT经理人商业周刊”以《腾讯与自己赛跑》为题，对这家只有4岁的年轻企业进行了深度解读。这一年，QQ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即时通信服务网络，腾讯也成为亚洲最大的即时通信服务商。从那时起，马化腾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我们的最大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毕竟，创立之初，腾讯甚至面临过倒闭的窘境。OICQ用户数一骑绝尘之际，腾讯的资金危机，竟然到了只剩1万元现金的地步，让一切更糟的是此时恰逢纳斯达克泡沫破灭……腾讯十分幸运，在6个月的时间窗口中，找到了投资者。这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如今回望，腾讯这家企业成长中所经历的，无论一开始选错核心业务，还是QQ始终难以找到盈利模式，无论与MSN的战斗，还是成为全民公敌等诸多历程，都难言轻松。

更大的风险，则始终是被时代抛下的危机。这绝非危言耸听，微信出现之前，腾讯曾经面临过真正的危机。彼时，与腾讯市值接近，甚至高于腾讯的企业，如今有些已然没落了。事实就是，十年过去，人们都快忘了在手机市场，诺基亚曾占据了超过半壁江山。马化腾感慨到，互联网行业的变化异常残酷，必须一直保持足够的敏锐度和危机感，专注把产品做精，满足用户需求，同时保证快速迭代的能力。“千亿公司的没落是很常见的事情，我常说巨人倒下时，体温还是暖的。”

留“半条命”

微信上的“购物”一栏，打开便是京东首页。至于微信钱包里，“腾讯服务”只列了8个，“第三方服务”则列了11个，包括火车票机票、滴滴出行、美团外卖、摩拜单车、唯品会、蘑菇街女装等，都来自腾讯的合作伙伴。

这场景，在8年前无从想象。那时，人们可以在腾讯服务中，一站式解决几乎所有问题。原因非常简单，腾讯什么都做。2010年7月的“计算机世界”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狗日的腾讯》，以非常激烈的言辞，列举了联众、奇虎360等公司，蔡文胜、陈彤、王兴等创业者对腾讯的不满，“它总是在一开始就亦步亦趋地跟随、然后细致地模仿，然后决绝地超越”。封面配图更为血淋淋，一只QQ企鹅公仔身上，插了几把刀子。

那年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是著名的“3Q大战”，2010年9月27日，360发布“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回应，腾讯宣布用户必须卸载360软件才可登录QQ。大战一触即发，舆论界迅速开始站队。经过旷日持久的4年诉讼，腾讯最终胜出，但这家公司也许无法忘记的是，舆论怒火铺天盖地而来。

这两件事，尤其是“3Q大战”，成为腾讯一个重要转折点。大战硝烟未息之际，马化腾给全体员工发了一封邮件，极为清醒地分析了现状，“这段时间来，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在公司内部发酵，很多人都把360公司认定为敌人。但古往今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被愤怒烧掉的只可能是自己。”在这封信里，他明确表态，“也许今天我还不能向大家断言会有哪些变化，但我们将尝试在腾讯未来的发展中注入更多开放、分享的元素。”

这话并非说说而已，过去几年间，腾讯专注于做连接，聚焦于“科技+文化”的战略，核心业务以外，则交给各行各业的合作伙伴。

马化腾用“八爪鱼”形容此前的状态，如今他坦言，很喜欢“半条命”这个说法。“‘半条命’意味着需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并且我们基本不去主导和控股，而是尽量成为助力者，让创业者自主地成长为独立的公司和平台。这种‘去中心化’的开放战略，成就了腾讯生态，让‘一棵大树’变成了‘一片森林’。”

说到底，这是腾讯的一次“改革开放”，改革自我，开放给外界。

秒变“白痴”

4000多人聚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看着屏幕上开始直播小程序游戏“跳一跳”，在全场惊叹中，分数最终停留在967。张小龙套着一件灰色外套走出来，带着一贯的内敛表情，承认这是他打出来的，只是“没有发挥的很好，我最高纪录有6000多分”。截至那时，在所有微信用户中，超过3000分的只有30人左右。

至于打出高分的原因，张小龙表示，自己不是比大家更厉害，只是有很多时间去练习。即便这里面有谦虚成分，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对这款为了体现小程序平台威力的简单游戏，张小龙都拿自己当小白鼠，在其中反复体验。

他被称作“微信之父”，中国最好的产品经理之一，甚至有粉丝将其与乔布斯相提并论。他的办公室里，的确挂了乔布斯的照片，那是一幅苹果公司“Think Different”的广告海报，那个广告是乔布斯再次回到苹果公司后的经典之作，被视作一个全新时代的开端。

比起一向低调的马化腾，张小龙更为深居简出，几乎没有媒体接触过，甚至在微信成功后，马化腾不得不亲自出面，替他应对采访。惟有每年的“微信公开课”，他会亲自出来讲几个小时，那些话迅速变成产品经理的金科玉律，在网上不厌其烦地疯传。

张小龙是腾讯产品经理文化的绝佳代表。与马化腾一样，他保持了极为难得的小白思维，以“用户体验”为核心价值观。微信简单干净的界面和操作方式，正是来自极简主义的审美观。他以近乎偏执的产品观，为腾讯抢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珍贵的“船票”。

张小龙曾专门拿乔布斯和马化腾开过一个玩笑，他说，乔布斯能在1秒内让自己变成“白痴”，马化腾能在3秒内做到，而他自己则需要5秒。最终，这几位“白痴”都做出了影响世界的产品。

马化腾曾明确表示，自己非常愿意担当产品经理的角色，会关注每一个细节，调动公司的人和资源持续改善，直到让用户满意为止。

对最好的产品经理来说，魔鬼的确在细节中。一个细节是，张小龙力主，把对用户的称呼从“您”变成“你”。“这个写进我们的产品条约里面去了。后来再也没有人敢在产品中对用户过于尊敬，因为我们一旦对用户过于尊敬，那说明我们可能怀有目的，可能需要骗一点什么东西过来”。

还有一次，张小龙问一个同事，微信3.1与3.0的会话列表有什么修改？对方回说没看出来。张小龙自答：“会话列表每一行高度少了两个像素。”

用户至上

我站在人民大会堂南厅，等着马化腾走红毯。

2018年两会增设了代表通道，按照头天晚上拿到的议程，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会出现在第一场。我站在媒体席对面，一架古朴的钢琴旁边，看着马化腾站定后，被打了一圈轮廓光。他身材精瘦、匀称，头发一丝不乱，一身得体西装，既无互联网行业混不吝的反叛，也无身家数百亿美元大佬的派头。此非刻意为之，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这位潮汕商人都一副谦谦君子模样。

面对国内外100多名记者，他显然有备而来。当场宣布，微信全球月使用活跃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0亿。5分钟内，在几大新闻门户网站，以及微博、微信等平台上，这句话已被做成标题传遍了。

实际上，腾讯对“海量用户”早已再熟悉不过。

“我们是奔着因去的，不是奔着果去的。”陈一丹的回答颇有些禅意，“从QQ开始，就一点点累积经验，用户增长时服务器架构怎么支持，用户有何需求，增值服务怎么做，从互联网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怎么转型……”

说到激动处，陈一丹从沙发上站起来，踱着步、比画着双手。

“面对10万用户和10亿用户时，区别是很大的。第一个是能力区别，你只有靠多年经验积累，才能到一定基准之上，为海量用户提供服务；第二个是责任区别，这已经上升到价值观层面了，无论做加法还是减法，都要非常谨慎，从QQ到微信都是这样。”

“在抓住内外所有环节的同时，不变的永远是把用户摆在第一位，为用户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以用户的价值为依归，这一点永远不变。我们的使命就是，让我们提供的服务就像水和电一样，融入他们的生活中。所以我们提供的是必需品，是有用的、有价值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唯有在这个层面上，股东能理解我们，员工也能理解我们，最终大家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最终考验你的，不是传统的社会关系或者体系，而是市场的直接检验，我们始终是围绕着这一点往前走的。”

陈一丹坐回沙发上，显得有些疲倦。“我回答清楚了没有？”

改变中国

2015年深冬的一晚，我走到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看到拐角处有个背影高大的男人，头戴棉帽子，守着自己的烤地瓜摊，不断向手中哈出白气。这本是冬日寻常一幕，走近了却发现，烤炉上方用一根铁丝绑了张纸，上面打印着绿色的微信收款二维码。我拿起手机悄悄拍下这一幕，心知肚明，一个新时代已然到来。

从这一幕可以向前追溯的，也许是潮汕人一个延续多年的习俗，新年利是。从创业第一年起，马化腾就将这一文化引入公司，亲自给每一个员工发红包。每年春节后，腾讯大厦都会有数千人排队，高峰期人流会蔓延到大街上，成为一道独特景观。谁料随着公司越来越大，排队人数之多，让这一过程辛苦如行为艺术。

马化腾回忆，2014年春节前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张志东把负责微信业务的同事拉进一个群，微信红包由此诞生。马化腾当然又是第一批用户。功能上线后，数据令人吃惊——从农历除夕到正月初八这9天时间，800多万中国人共领取了约4000万个红包。热潮似乎从未退却，时隔4年，“微信抢红包”甚至已成为一项新民俗。2018年春节期间，参与收发微信红包的总人数为 7.68 亿，峰值数据不断打破腾讯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

微信支付，以致敬传统的方式，一夜之间遍布数亿人指尖，并以此为契机，与支付宝一道，开创着一个全新时代。游客们走遍世界，发现风景这边独好，只有在中国可以一部手机游天下。

作为国民级企业的腾讯，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前进。

从腾讯出发，对社会发展提出看法与办法，这不是孤例。年近20岁的腾讯，一开始曾被冠以低龄化标签，诸如QQ、QQ邮箱、QQ秀等，都被认为在产品个性上过分贴近年轻人。如今，在社会重大话题中，腾讯以非常严肃的面目介入其中。无论占据中国GDP超过30%的数字经济，还是已经影响数亿人的分享经济风潮，还是移动互联与发展中大国的社会变迁，腾讯都以实践者角色提出了发展建议。

马化腾自己说，腾讯以及很多在深圳成长、发展起来的企业，都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我们希望用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的力量来助力改革开放，助力民族、国家与文化的复兴。 ”

走向未来

每天，数亿微信用户都会在启动界面中，看到一个孤独的小人，面对着蓝色的星球。这是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全世界范围公开的第一张完整的地球照片，名为“蓝色弹珠”，视角在地球4.5万公里之外。这是微信作为聊天工具的情怀，对孤独的人类来说，沟通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另外一种解释，则指向了马化腾本人。他对天文的爱好由来已久，有记录可循的都能追溯到初中。在与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对话时，马化腾说了这么一段话：“喜欢天文，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可能我们在宇宙当中从来就是一个偶然。所以什么事情仔细想一想，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对自己遇到挫折时能够稳定心态，想得更开，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 ”与大学时不同，如今马化腾闲暇时热爱的是徒步。他的活动范围，早已超出深圳大学校园。2017年秋天，马化腾和团队徒步穿越了中国西北的戈壁沙漠，路程超过52公里。他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解释为“我热爱仰望浩瀚的星空，也非常关心前进的方向以及脚踏实地跋涉的每一步”。

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个观点。一篇名为《腾讯没有梦想》的文章，在2018年的春天忽然刷屏。作者认为，“腾讯正在丧失产品能力和创业精神，变成一家投资公司。这家快20岁的公司正在变得功利和短视，他的强项不再是产品业务，而是投资财技”。

一天之内，此文不但成为阅读量“10万+”，还成为全民话题。一家公司是否有足够多增长和变革的决心，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关切，倒是从侧面证明了腾讯在中国社会的地位。

在外界持续数月的讨论中，腾讯看上去始终有些沉默。山雨欲来，巨人不语。直到国庆节前一天，腾讯忽然宣布启动整体战略升级，在原有七大事业群的基础上进行重组整合，既保持深耕垂直领域的优势和特点，保留原有的企业发展事业群（CDG）、互动娱乐事业群（IEG）、技术工程事业群（TEG）、微信事业群（WXG）；又突出聚焦融合效应，新成立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

这是过去20年里，腾讯第三次组织架构变革，被视作面向“互联网下半场”的举动。所谓互联网下半场，自然是为了与“互联网上半场”作出分别。按腾讯的说法，在上半场，互联网公司通过连接为用户提供服务；而下半场，是要“在此基础上，助力产业与消费者形成更具开放性的新型连接生态”。已在业界日渐达成共识的是，产业互联网的时代正在到来。

1998年成立的腾讯，依然被危机意识驱动着前进。

在给我的回复中，马化腾或许是不经意间，再次提到了“梦想”二字。这话他在2010年就在给全体员工的信中提到过：“腾讯的梦想不是让自己变成最强、最大的公司，而是最受人尊重的公司。”

知乎上，一位叫胡帆的腾讯互动娱乐高级工程师晒出了腾讯食堂的餐巾纸外包装，上面写满腾讯价值观，“正直”“合作”“克制的力量”“一切以用户价值为依归”“勿忘初心，关心员工成长”……

正中间几个醒目的大字：“反思我们离最受尊敬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