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希金到巴赫金： 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研究

1959年大学毕业后，程正民留在由黄药眠先生带领的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正式踏上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道路，但是专门从事俄苏文学和文论研究则要从60年代中期转入苏联文学研究所后开始算起。虽然研究已经起步，但很快迎来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大批判”没有产生什么学术研究。好在新时期很快让研究者们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1983年，程正民参与了刘宁主持的国家社科“六五”重点项目“俄苏文论史”的研究工作，共同开设研究生“俄苏文学批评史”课程，编写出版了一批教材和史料研究著作，这是他十年的学术沉寂之后厚积薄发的成果。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苏联文学研究所也就不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程正民回到了中文系的文艺理论研究室，但他的研究路线还是俄苏文论。

一开始，他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简称“别车杜”）的文学批评。从他们的作品出发，程正民又一步步研究了普列汉诺夫、沃罗夫斯基、列宁、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等人在20世纪所作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俄苏文学批评史》一书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将这八大代表人物从政治历史上做了分野，并采用综合性概论和批评家专论相结合的体例，将各流派的批评主张和发展变化纳入到批评史体系中。程正民认为，“别车杜”所代表的是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列宁、普列汉诺夫、沃罗夫斯基所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他发现苏联现实主义批评不仅是俄国现实主义批评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俄苏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在研究俄苏文学批评史的过程中，他也发现在传统的苏联文论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只关注艺术社会学（尤其是把文艺等同于政治和经济的庸俗社会学）内容，而忽视了其实在20世纪俄罗斯研究界一直存在的丰富流派和思潮如形式主义等等，于是程正民开始转向对这方面的研究，扩大了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范围。实际上，这可能也是中国学者在进行研究时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能把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内容研究和形式研究、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统一起来。为此，程正民花大量时间研究了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维戈茨基的叙事心理学、洛特曼的结构主义诗学等，写出了《历史地看待俄国形式主义》《普罗普的故事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维戈茨基论审美结构和审美反应》《洛特曼论文本结构和意义生成》等系列论文。他对这些诗学流派人物的研究十分重视艺术形式结构的研究，同时又努力继承俄罗斯文论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强调形式和内容的结合、结构和历史的融合、内部和外部的贯通，这也是程正民希望中国学界在进行文学研究时应当借鉴之处。此外，20世纪俄罗斯诗学多元发展的局面也证明了，只有鼓励流派和学派自由发展并形成它们之间的健康竞争，才能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繁荣。

文艺心理学研究也是程正民新时期文论研究的一个方面。在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他一直对作家的个性和创作过程的奥秘感兴趣，文艺心理学恰好为探讨这些问题找到了一种出路。黄药眠先生是最早鼓励程正民进行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前辈，并建议他从自己熟悉的俄苏文论出发，先从苏联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做起。在黄药眠先生的指导下，程正民先后翻译了苏联心理学家科瓦廖夫的《文学创作心理学》和文艺学家梅拉赫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并在1985年第6期《文艺报》上刊登了《苏联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一文。恰逢他的朋友童庆炳先生申请了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研究）”，邀请程正民和他的13位硕士生一同参加了这项研究。在《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1990）中，程正民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罗斯作家的创作心理，从作家个性和艺术思维的角度，试图揭示俄罗斯作家的创作奥秘和底蕴，为俄罗斯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他通过文艺心理学理论深入阐明了作家艺术个性与艺术思维之间的关系，亦即作家童年经验对创作的影响等问题。程正民指出，由于感性、理性等不同的思维组成要素在不同作家身上产生了独特的效果，作家的艺术思维可以划分为主观型、客观型和综合型等不同类型，其中如普希金的创作个性是同诗人富于创造性、开放性和不断变化的艺术思维相联系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个性则是同作家充满矛盾和活力的艺术思维相联系。随着研究的深入，程正民逐渐发现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局限性，那就是作家的创作心理其实不仅是一种个人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在研究中把文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结合起来是必然的。后来在对托尔斯泰进行的研究中，他就试图指出托翁创作中的矛盾和艺术独创性与俄国农民心理之间的联系，指出托尔斯泰把俄国千百万农民的真诚和天真、抗议和绝望都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和美学探索之中。

在20世纪俄罗斯的各种诗学流派中，程正民最情有独钟的是巴赫金的诗学，在他看来，巴赫金是20世纪俄罗斯文论的集大成者。巴赫金在中国的发现最初是由程正民的老师钟敬文先生推动的，他在《巴赫金全集》的首发式上谈到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和中国狂欢文化的关系，这给了程正民很大启发，于是写出了《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一文，发表在2000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在文中，程正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谈的与其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不如说是巴赫金诗学，巴赫金通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来表达和阐明了自己的诗学观点。程正民说道，“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不能把文学研究封闭于文本之中，研究文学不能脱离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要把文学理论研究同文化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文学创作的底蕴。” 在从事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后，程正民又继续研究了他的语言诗学、体裁诗学、小说诗学、历史诗学和社会学诗学等，这些研究的结晶写在专著《巴赫金的诗学》中。“文学研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进行研究，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这是巴赫金诗学研究最富独创性和最具特色的地方。”巴赫金的整体诗学又是以文化诗学为中心，因为文化丰富地积淀着、蕴含着和折射着各种社会因素，较之于政治和社会心理，文化本身同文学最为贴近。所以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说研究，深入揭示了两位作家的作品同民间狂欢文化和诙谐文化（笑文化）的内在联系，揭示了“那些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的潮流）”（《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365页）。在程正民看来，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专业化与狭隘化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巴赫金的整体诗学研究也许能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一种启示。

文变染乎世情：文化诗学面临的时代挑战

几乎在对巴赫金的诗学产生兴趣的同时，程正民也开始了文化诗学的研究。伊格尔顿认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始于俄国形式主义，他说：“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在1917年，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拓荒性论文《艺术即手法》。”（《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形式主义诗学刚在俄国崛起，巴赫金就展开了与它的对话，他认为形式主义坚持了“艺术结构本身的非社会性”，主张诗学研究应该从文学内部结构入手，但又不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这正是程正民的老友童庆炳的理论关注所在。90年代初，童庆炳从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返回到对文学审美特征的思考，文学理论应当面向语言和文体，他认为不能把“文体”单纯理解为过去人们所说的“文类”或“文学体裁”，而是一定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这个观点与巴赫金的体裁诗学不谋而合。从文化诗学学科建设以来，以童庆炳和程正民为代表的学者一直坚持拓宽学术视野，以审美为中心，在中、西、古、今四个主体之间展开平等对话，既借鉴西方有益的观点，又不失民族传统。

不久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文艺学新问题与文论教学学术研讨会”上，程正民仍然没有停止对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发展的关注，针对文化诗学与文艺发展现状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回顾近60年的教学和研究道路，程正民告诫学生做文学理论研究最好以一个国别的文学和文论研究，或者一段文学史和几个作家的研究作为基础，只有真切地感悟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真正深入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才能避免干瘪空洞，才能洞悉文学现象的历史复杂性，领略生动的文学现象。而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艺不断发展更新的速度也对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要求，此前以审美为中心的立场受到了挑战。程正民认为，文学理论的目的是把握复杂而多面的文艺现象，如果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现象却仍然保持不变的文学态度，只会导致理论越来越显得死气沉沉、失去活力。“由于文化市场的变化，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日渐增强，审美活动日益多样，出现了一些新的文艺形态，比如各种网络文学和视频直播这一类日常生活审美活动。面对新的文艺现实，文论如何着眼于新的实践进行理论阐释，形成新的文学观念，提炼新的文论话语，这是当前文论普遍关注的迫切问题，也是当前文论教学关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