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黄军峰的创作风格足够鲜明，那就是简洁干练、直来直往——换句话说，他可能是个不怎么愿意说话兜圈子的人。黄军峰的短篇小说《立夏》（《人民文学》2018年10期）很好地继承了他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风格，也是作者在报告文学之外的文学体裁创作中可能的一次有益尝试。

《立夏》如同一部纪录片，用胶片记述了立夏这天围绕在一位独居老人周围的喧嚣与孤独。立夏是代梅村仅次于过年的重要节日，丧偶独居的王木根在这天迎送儿女们回家省亲的情节构成了小说的全部线索。老汉一早扫地浇园打扫卫生，摘菜逛街预约酒席，精心准备了子女们从来到走的方方面面，然而这样的一切，等来的却是子女们零零散散的迟到和匆匆忙忙的早退，老人的生活在这种喧闹后的孤独中继续重复。作者用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笔法讲了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故事，笔下人物的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都如同白纸落墨毫不掩饰，创作立意和叙事意图都一览无余。除此之外，作者还在文中大量使用了不加注解、土味浓重的冀中南方言词汇，比如待客（qie）、攒（cuan）忙、恁（nen）娘等等，这些都使《立夏》的文本和思想呈现了一种近乎“裸体”的直白和单向。凡此种种，都与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些以技巧和深度为傲的“小说”大相径庭，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种错觉——《立夏》真的算是一篇“小说”吗？

叙事基本是流水账，展开基本靠大白话——这句话放在文学作品身上，基本上是等于宣判死刑的评价，然而用在黄军峰的这篇小说上，却有了一种微妙异样的“褒义词”属性。初读《立夏》，我不由得想起弋舟写过的一篇立意相似的小说《出警》，它与《立夏》都基于相同的母题“孤独”。然而不同于《出警》中恣意癫狂、乖张荒诞如“大水弥漫”般的孤独，《立夏》中王木根的孤独在更加简单的讲述中呈现了另外一种表达的极端——因为纯粹的简单本身就是一种足够强大的真实。黄军峰在王木根一家人简易直白对话和机械重复日常的背后，将散碎在当下农村方方面面的生活片段收集，映射在这个家庭的各个成员身上，在立夏这一天将其集中，并拼合在了王木根老人一人身上。城乡文明间难以平复的龃龉、农村转型中精神与物质的撕裂与阵痛、空巢老人身旁无法祛除的巨大孤独，都在其中暴露无余，整个小说也由此产生了一种简单直接却又真实到令人恐惧的冲击力。黄军峰在长时间报告文学写作中形成的思维惯性使《立夏》呈现了某种“非虚构”的影子，与此同时，作者对农村问题的思考也在其中得到了纯粹质朴的表达。

每个时代的小说身上都印刻着那个时代的人的生存印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演变反映在农民身上的方式，可以是陈奂生，可以是高加林，可以是许三观，当然也可以是王木根。当我们习惯用“史诗”“悲歌”等词汇来形容这种演变时，往往都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它的双重属性——从大的历史维度上来讲，这种演变在几千年中的确空前剧烈、前无古人，然而将其放置于个体历史参与者、见证者的身上时，它却是脚踏实地、后有来者的。我相信，在这种庞大又密致的演变之中，在我们从大量文字中窥视到的浓妆艳抹、花里胡哨的大悲大喜大苦大乐之外，真切生活其中的王木根们，一定有一种平静的悲喜与自在的苦乐，而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生存的状态，这也是作者创作《立夏》这篇小说和这篇“简单”小说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理由。

当下，大多数的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依然生存在前辈旗帜的巨大阴影下，并长时间在先验主义的傲慢和缺乏生活观察的鲁钝中迟迟无法从《白鹿原》《人生》甚至《创业史》里走出来——即便当下中国农村早已不再是白鹿村、双水村或者下堡村的模样，即便渔樵耕读也早已不再是这种文明继续延伸的方式。所以在这里，我相信黄军峰是有生活的，而且他的生活真实可靠，因为如果没有细腻的体验和敏锐的观察，他将无法如此准确地预见到农耕文明和传统农村题材小说必然的共同谢幕，并把这种谢幕化作一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淡色，映在代梅村和王木根身上。挥散围绕在农耕文明身上的神圣与光环，去掉强加给小说这种文体的意义与负担，用简单的语言解释、用简单的方式记录那些单纯的生命与生活——大概就是这篇作为小说的《立夏》存在的意义，也大概就是这样“简单”的小说身上的“简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