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船去香港》，初见书名，不由得想起陈丹燕笔下那些温柔、慵懒、精致而富足的女子，或是电影《情人》里亚热带闷湿暧昧的空气中梁家辉的一身白色西装。然而周子湘这艘开往香港、开往新加坡、开往她笔下女人们的应许之地的慢船，却并不风光旖旎、一帆风顺。

读周子湘的小说的感受是矛盾的。时而，她确是一个年轻的小说家，小说中所描绘的生活充满异域新鲜的体验，故事里的女主角们大都美丽，二三十岁的年纪，饱满多汁的生命力，像一株株蓬勃的朝颜，向着生活的希冀和爱情的绮梦奋力生长。时而，平实而冷静的文字，毫不造作的描写，以及故事里的无望困境，又会让人对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感到困惑。周子湘的这种矛盾感是她自身数载海外经历和陕西厚重的现实书写传统所共同赋予的。这使她的故事既带有都市小说五光十色的现代性，又摆脱了为赋新词而强行百转愁肠的尴尬。她笔下的女人们总是疼痛的，她们的疼痛不是青春的小打小闹，不是物欲餍足之后的敏感空虚，而是来自生活磨砺与重击的切肤之痛。

周子湘故事里的女人都是被物化的，她们被自己的父母、丈夫、男友、萍水相逢的男人，甚至被她们自己视为资源。《慢船去香港》中的茉莉，父亲失业、母亲伤病，为了支撑风雨飘摇的家，她放弃小城安稳体面的工作，在香港的邮轮上端盘子，甚至不惜出卖肉体去谋求一个岗位；《她的世界正下雪》里的凝眉，被校长当做肉弹奉献给竞争对手，而她自己为了正式教师编制能带给她的保障和独立，也甘愿扮演这个角色；《女友夏兰兰》中的夏兰兰，为了给自己和男友谋求城中村的一片遮雨之瓦，在男友的安排下与老光棍假结婚。故事中的每一个女人都明确地知道自己可以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换取工作、换取晋升、换取国籍、换取立足之地。林林总总，她们的身体、面容、年轻，是聚宝盆，是温柔乡，是中年男人回光返照的良药，是传宗接代的沃土，唯独她们从没有被当做一个人。挣扎因此产生，她们被物化的外壳下是一个人的灵魂，这个灵魂会爱，会受伤，会期待，但当作为物的时候，这些都将被践踏、被辜负、被利用。所以周子湘的故事鲜有美好的结局，女人们的应许之地流淌的是血与泪，而不是奶与蜜。

她们投入一段段感情，这些感情栖身于阴影中，婚外情、权色交易、老师与未成年的女学生，于道德上都颇有些不堪，而周子湘的讲述能够使读者对她们产生同情，觉得她们可怜可叹。这与现实产生了微妙的割裂感。这些感情投射到现实生活中，大抵会被演绎成以女人为原罪的狗血八卦。而作为一个女作家，周子湘贡献了与男性主导的社会所不同的视角，她将女性置于中心，细细描摹她们的心路，使她们的感受传递出温度。有趣的是，周子湘小说中常常出现一种“稍有社会地位的中年男人”，香港邮轮上的副船长、家具厂的董事长、研究所的处长、小学校长、教授、医生，他们已婚、中年，外表并不油腻，有一些才华，有一些体贴，有一些金钱和权利，在他们眼中，地位低、资源少的女性是可以恣意掠夺的。周子湘对此并不施以批判的情绪，而是中立地描写出被蒙蔽、被压榨的女人眼中的他们：他们的出轨合情合理，他们的誓言情真意切，他们给女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束光。这使我们无法责怪这些飞蛾扑火的女人，生活太冰冷了，一点温暖就能使她们沉醉于美梦。当人性黑暗显露，美梦破碎，这些女人们茫然四顾，只能继续“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地过冬”。

在我看来，周子湘这本书中拥有最好结局的故事是《新加坡河的女儿》。为了供养上学的妹妹和下岗的妈妈，只身前往新加坡工厂打工的筱鸥努力学习、拼命劳作，又在工作中遇到善良、优秀、体贴的新加坡工程师江少华。与其他故事中的男性形象不同，他对她的爱情没有欺骗和剥削，在筱鸥的同事们看来，这是最完美的结局：嫁给新加坡本地人，成为永久居民。但筱鸥不自信，甚至带着恐惧，她拒绝了江少华，怕自己成为他的负担。家庭背景的悬殊只是故事的表象，潜意识里是筱鸥对于这种爱情双方不平等的焦虑，对于将自己作为资源的抗拒。筱鸥看到“成千上万的弱者，用单薄的身体承受着自己的命运”，而“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寄回家里，家里人从银行取出的，是厚厚一沓人民币。红色的纸，像女工的血液，河流一样流回自己的家乡”。她拒绝了被物化的命运，拒绝被矮化的人格，拒绝了爱情，因为“爱情，并不是一个机会，不是一条便捷的通道”。这或许也是我最喜欢这一篇的原因，它闪烁出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可贵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