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荡民初鼎革年，鸡鸣不已竞高宣。谁人倜傥为国士，那个卑污成汉奸。

可叹士夫争侧浅，仰瞻胡蔡识英贤。汪公巧运春秋笔，评跋清流着锦篇。

这首七律是读了北京汪兆骞先生将在台北大都会文化公司出版的《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后，顺手写下的。其中“奸”字借用邻韵，民初指民国肇建至本书的断限民国十六年。所谓“清流”，《三国志·魏书·桓二陈徐衞卢传评》，有“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之语，后人因用之以称呼负有时望，不肯与权贵妥协而同流合污的古之士大夫、今之读书人。因为这样的士大夫与读书人，其品格有如不混沾污泥的清澈水流一般。

我们知道，民国初年，洪宪窃国，军阀争战，其乱象如同汉末群雄割据、晚唐藩镇跋扈那样的扰攘不休，但却也因此产生许多志士仁人，他们无不怀抱满腔热血和赤诚，要为祖国“洗心革面”，要为祖国寻找和开启可以向上而迈进的康庄大道，好能从抱残守缺中“脱胎换骨”；使之无论在文学、科学、民主、自由、文化上，能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他们虽“各弹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但也成社结党，黑白同异，坚持己见，毫不相让、几无底止的争辩让人口沫横飞。其如火如荼，绝不下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被汪先生称之以“清流”并誉之为“大师们”而登上这民初舞台的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郑振铎、茅盾、瞿秋白、邵飘萍、成舍我、朱自清、林语堂、徐志摩、陈寅恪、俞平伯、王云五、郭沫若、郁达夫等等，另有康有为、梁启超、辜鸿铭、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非白话文学派的名师。那时影响力较大的刊物，有《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新潮》《小说月刊》《创造》《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等；为民喉舌的报纸，更有《京报》《时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社会日报》《公理日报》《热血日报》《商报》《大江报》等等如雨后春笋。

以上登上民初舞台之人物、杂志、报刊，不过举其荦荦大者，但即此再加上其时代之政治、社会与国际背景，若欲将之着为篇章，则其相关之人事时地，纷至沓来，繁杂无端，真不知要教人如何执笔切入，如何铺叙，如何拓展，如何转折，如何别开生面；更不知如何将之须眉毕张的，如猛虎出谷、蛟龙腾云，生鲜活现地重现昔年光华、当时场景。然而这些顾虑，在汪先生的如椽之笔下是如行云流水的，一一随着其笔触所至，处处轻易地蹴开朵朵之莲花。而那种自然雅致，也如同水浒之表彰群豪，如同红楼之艳写众芳，是教人兴会淋漓、无法释怀的。而更有进于此者，作家王耀文先生说：

汪兆骞老师深谙《左传》笔法，其《民国清流》依照编年剪裁民国历史，将人物置于云诡波谲的大事件大冲突中摹形刻画，以史家手眼钩沈实录，以文学笔墨传神写照，于人物书写中别嫌疑，于叙事中寓褒贬，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援史明志，其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就因为汪先生此书，既具史笔而出之以文笔，所以能将恰似帝制寒冬过后之民国，其时英才辈出，逞智斗奇之林林总总，写得有如大地乍逢春暖，杂花满树、群莺乱飞那样，教人眼花缭乱，如过阴山之道，目不暇接。而也由于汪先生既具臧否是非的史识，更具洞烛人性的眼识；所以能“定犹疑，寓褒贬”。能勇于摆脱政治立场的是非偏颇，能“善善恶恶，援史明志”，从而看出谁人是倜傥的国士，哪个是卑污的汉奸，而在其字里行间，天衣无缝地流露出来。我想所谓“春秋之笔”也不过如此。但其中令我惆怅的是：民初耀如繁星的文学、文化界清流，能够不私心自用，思想不偏执、见解不浅陋，而用此与人争长论短者已属凤毛麟角；更何况其宅心仁厚，博大均衡，兼容并蓄，提携后进，公义私谊皆得其宜者，则除蔡、胡二公外，似难觅其余。因此使得民国清流，或各立山头，对立纷争；或党同伐异，形同战国；甚至不可化解，等同陌路而分道扬镳，即如周氏兄弟，亦不能免。于是其所行所事，多半无益于己、无利于民，而于社会于国家却每有所害。所幸其所倡导之白话文学运动，至今成绩斐然；可是其对文化之过分刨根剉柢，恐怕万劫难复。

若此，则汪先生此书又可使我们知古鉴今；而毫无疑问的，此书是文学与史学相得益彰的综合体，是宜观宜赏，宜于增广见闻，宜于陶冶身心的好书。

（《民国清流》汪兆骞著，现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