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有一个口号：“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是一个祈使句，这个口号隐含着我们的文学诉求和姿态，我们有强烈的进入世界文学的要求。而这个表达中，中国文学似乎还没有进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之中，我们还在世界文学之外。这个表达无意间透露了我们的弱势甚至卑微的文化心理，这成为我们文化焦虑的表意形式。于是，关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世界与中国”等话题，不时会在各种会议上被提出。

进入世界文学的标志是什么？普遍的认识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了这个奖，就意味被世界文学认同，就进入到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之中了。于是，向西方学习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潜在的一种心理。这种心理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是一种同构关系：国门洞开，欧风美雨扑面而来，我们需要与世界相互了解，我们需要了解和学习我们不熟悉的事物。就这个文学而言，学习和了解世界文学，是中国文学界对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学经典的一个再认识的过程。莫言说：“从80年代开始，翻译过的外国西方作品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一代作家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如果一个50岁左右的作家，说他的创作没受任何外国作家的影响，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诚实的。我个人的创作在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这10年当中，是受到了西方作家的巨大的影响，甚至说没有他们这种作品外来的刺激，也不可能激活我的故乡小说，看起来我在写小说，但是外加的刺激让我产生丰富联想的是外国作家的作品。”“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小说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说他没有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影响？我的小说在86、87、88年这几年里面，甚至可以说明显是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模仿。”批评家朱大可在揭示这一现象的同时，也措辞严厉地批评说：“‘马尔克斯语法’对中国文学的渗透，却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长期以来，马尔克斯扮演了中国作家的话语导师，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超过了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所有外国作家。其中莫言的‘高密魔幻小说’，强烈彰显着马尔克斯的风格印记。但只有少数人才愿意承认‘马尔克斯语法’与自身书写的亲密关系。对于许多中国作家而言，马尔克斯不仅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且是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是当时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一种描述。应当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了世界文学，也将世界优秀文学的表达方式、叙事技巧以及开放的文学观念，吸纳到了中国文学的表达中。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故事一直是中国作家讲述的基本内容，时代的风云变化一直在作家的表达之中。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后曹文轩、刘慈欣等又先后获得国际大奖。中国文学得到了世界各国应有的尊重，中国文学豪迈地进入了世界的“文学联合国”。在这样一个“联合国”，各国文学不仅相互沟通交流各种信息，相互了解和借鉴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还要共同处理国际文学事务。这个“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相互认同、不断相互了解和理解的过程。现实可以表明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从学习到对话，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我们从“跟着说”，实现了“接着说”、“对着说”。中国文学主体性和文学自信的获得，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我们面对西方文学的挫败感终于成为历史，中国文学进入了新时代。

越是了解世界，才会更深切地了解我们自己。弘扬传统文化，重新认识本土文化/文学资源倡导和实践，一直是一个没有中断的思想文化潮流。这个潮流的形成，与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或者说，40年来欧风美雨的再次东渐，使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和感知了欧美文化的性质和价值观，让我们对世界的历史和今天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认识和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明确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及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这时，我们强调弘扬传统文化，强调本土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就不再是“唯我独尊”、“华夏中心”的天朝心态，而是一种对他人、对自己都了然于心的文化自觉。这方面，近年来中国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证实了这一点，文学创作向本土文化汲取资源创作的大量丰富、生动的作品，不仅深刻表达了传统文化资源经过现代转化，仍然可以有效地传承；同时，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和相互融汇，也使中国文学无可避免地具有了可以通约的世界性。在我看来，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不应该仅仅指我们的古代文化，或者说，不应该仅仅指经史子集——那些具有中国本土元话语性质的文化。传统文化更是一个不断构建、不断丰富的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应该包括中国本土文化、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创造的现代文化以及西方介绍到中国的优秀文化。这三种文化的合流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认识和理解。

讲述中国故事，提炼中国经验，不仅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即百年中国内忧外患的状况，使中国文学逐渐形成了创作方法上具有中国特点的主流，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无论是知识界的启蒙诉求，还是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通过文学艺术实现民族全员动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观念，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几乎没有疏离过。即便是80年代，现代派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风起云涌风靡一时，试图用形式的意识形态打破“一体化”的文学场域，建立多元的中国文学，但是，当这一期许实现之后，诸多先锋文学作家，还是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立场。余华、格非、苏童等是最典型的例证。近年来，小说在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表达普通人、特别是底层人生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文学在总体上不仅书写了这个时代巨大的变化，而且对人性更深入的开掘，对人性更丰富、更多样的书写，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作品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文学感到乐观和自豪。我们拥有了这样的现实和基础，我们就一定会拥有更加辉煌的文学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