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作家李天岑有限的见面和交流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一个作家对创作的迫切热情和真正的激情。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年龄的增长不会使他走向衰弱，相反，随着经验、阅历和智识的增加，他的精神和创作空间会更开阔，也更具启发性。2013年左右，李天岑接连推出长篇小说《人精》《人道》《人伦》（以下简称“劝诫”三部曲），在文坛引起关注和讨论。蛰伏三年之后，李天岑又推出长篇小说《平安夜的玫瑰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和“人”字系列小说有紧密相连，又有新的元素加入，可以看出作者内在思维的变化和对于叙述方式的多样化追求。小说出版之后，很快又加印、再版，也有研讨会讨论其小说的意义和价值。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作空间和地理支撑，也会有自己的语言方式和叙述风格，这正是所谓风格的基本来源。回顾李天岑一路以来的创作历史，会发现，他始终在沿着“民间”、“世情”的路子走，以民间语言写民间生活，方言俗语、民间故事信手拈来，以世俗人生和人性为起点，书写中国最普通老百姓的性格逻辑及由此而产生的悲欢离合。
“劝诫”三部曲可以看作是当代农村生活的风俗画。这一风俗画包括两部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乡村和政治结构模式的乡村。农村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里面包含着一整套中国民间的道德秩序、行为方式和人情世故，它没有市井生活物质的享乐和温软的一面，但是却多了大地的广阔、复杂和多样性。“因果报应”、“知足常乐”、“中庸之道”、“天道秩序”等等，作为一种精神观念和道德观念约束着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是他们产生悲欢离合的主要原因。它是民生，也是民情。
《人精》描述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变迁，“传统”在小说中不只是跳出的某种抽象的道理，而是具体的事件和性格。赖四最后的醒悟，他对妻子的忏悔、对乡亲的回馈及创造新生活的愿望并非是他吸纳了现代的人文精神，而恰恰是他回到了中国最基本的道德：行善和节制。在《人伦》中，米兰兰和田捍卫，这两个因为家族之事而在官场成为对头的人，在迷惑、迷失和痛苦之时（也是道德与欲望冲突之时），会不约而同地去找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张五爷。张五爷是传统伦理观念和民间神秘文化的代言人，通达、智慧、善良，他告诉他们，人要学会“退让”，不要“欺人”，“欺人是祸，饶人是福。天眼昭昭，报应甚速。谛听吾言，神钦鬼伏。”这些话今天听来有点落后，但是它们却能够为人性赢得那温暖而有益的一片开阔地。
《平安夜的玫瑰花》延续了“民间”和“世相”的主题，但叙述起点发生了很大变化。作者敏锐地看到中国生活的巨大变化，看到城镇化对个人生活和人性状态的影响，因此，所书写的场域也从之前的乡村转换到县城。作品中人物的设定很有匠心。男主人公武大楼是在县城开小饭店的农村进城人员，女主人公夏玉莲是因命运逼迫而不得不到城市打工的漂亮农村女人，而且，她的文化很低，她拥有的只有姿色。作者以悲喜剧交织的方式写两个人各自的经历、心路历程及最后的走向。我们看到，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此遭到几乎是彻底的抛弃，每个人都被利益、欲望所纠缠，成功、挣钱、升官，在不断膨胀的欲望中，夏玉莲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成为加害者，武大楼爱夏玉莲，但同时也是把她推向欲望化存在的人，而他对银行行长和妻子偷情的处理方式也是非常典型的实用型，只要能够对自己扩展业务有利，一切都可以解决。但是，这只是故事的表象。作者并非是一个后现代的虚无主义者，也没有对当代生活持一种全面消解的态度，相反，随着情节的发展，随着欲望疯狂后的冷静，小说中的人物又开始有所回归，人性重又复苏。婵行长在惧怕和愧疚中撞车自杀，在网格上发贴揭发婵行长婚外情的葛贵后悔不已，重又找到爱情的夏玉莲心有戚戚，而武大楼虽然因此所有的投资都打了水漂，又要重新开始，但是，他仍然去了婵行长的墓前。在这其中，起作用的还是最朴素的人性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不害人，做人要有底线，要讲道德。这些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发挥作用，引领人们的灵魂。
无可否认，中国的传统生活正在失去自己的“地方性”，许多观念都被作为“落后的”和“腐朽的”而被抛弃掉，“地方性”所具有的负性层面都被不断放大直至失去它应有的价值，而那些被捡拾起来的也多以碎片的方式存在，无法统合民族生活。但是，文学的任务不是加入这一“全球化”的批判和抛弃之中，而是重新“招魂”，让地上的生活重新活起来。也因此，我们看到，在李天岑的小说中，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现代精神之间有融合和交流的可能，有相互影响并且彼此激发的可能，这意味着，“地方性”、“本土性”、“传统道德”等概念并非是过时了的概念和观念，它内部有充分的生命力和活力。
从《人精》的“劝善”、《人道》的“劝道”、《人伦》的“劝心”，再到《平安夜的玫瑰花》中的道德破产及回归，李天岑希望通过他的写作“教人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如何‘立身’”，让那些沉迷在商场、官场的人从欲望、贪婪和权力中拔脱出来，保持良心的清白。作家刘震云称《人伦》为“醒世书”，批评家雷达认为李天岑的笔法有“劝谕讽喻意味”，阎纲则从中找到了鲁迅所言“谴责小说”和“讽刺小说”的影子。其实，“劝诫”的功能和价值不在于它批判得有多深，而在于它对人性的弱点和丑恶的宽宥，这是“劝诫”最重要的思维起源，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传统道德的自我净化功能所具有的信心。《平安夜的玫瑰花》不再“劝诫”，而是以讽谕的方式，以大开大合的人生起落来展示道德失落后的乱象和人心的丑陋，看似闹剧，实则锥心。
李天岑的大部分小说都集中描述当代社会中身处商场和官场的人。在这两个“场”里，人性特别容易迷失。在《人精》中，作者展示了他对世情非常通透的理解，对人的缺点不是决绝的否定和放弃，而是给予充分的理解。有宽恕，有讽刺，也有悲悯。所以，《人精》有“活”气，充满生活气息和“人”的气息，作者的宽容及宽阔的理解力使得小说诙谐、幽默，草根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及坚韧性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随后出版的《人道》，作者把触角深入到他最熟悉的官场。《人道》对官场的基调虽是批判的、揭露的，但作家是在对生活本身的体验、把握与反思之后去写作的。在作者充分理解的视角下，写出了冉登高、路安韬、郗大康这样一批有血有肉的“官场”人物，写出了杨晓静这样的竭力在官位上做出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的官员。《人伦》显示了李天岑在创作上更大的雄心。有了《人伦》，李天岑就成为一个可以在文学史中找到自己位置和独特形象的作家。这部“劝心”之作写的是一个村庄两个家族的较量，以“事”写人，其中涉及地方政府、基层官员、小公务员、普通百姓、乡村知识分子等各个层面的生活，将情、法、理融为一体，全景式地描述了当代中国生活，尤其是描述了乡村生活的样态和基层政治生活的复杂性。
《平安夜的玫瑰花》把笔触伸得更远。以两个在城市奋斗的农村青年为中心，横向展示中国生活，商场、官场、爱情、家庭，人类社会的基本元素都处于一种动荡之中，武大楼和夏玉莲似乎连基本的世界观都没有确定，他们像水一样，还处于未定型的动态之中，可能随波逐流，也可能激起更大浪花，可能改变世界，也可能被世界所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这刚好是当代中国所处阶段的隐喻。中国乡村与城市之间不再是二元对立的状态，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塑造，互相生成。
《平安夜的玫瑰花》还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空间：县域或者小县城、小城镇。这一空间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结构里面的一个组织形态，也可以说是现阶段中国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在此交汇，新的生活形态、人性方式都是在此土壤中生长发芽的。作者让我们看到这一土壤中，官场、商场之间的畸型关系和连接方式，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冷漠，道德观念如何一点点吞噬人心，又如何一点点帮助主人公重建信心。应该说，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当代小说非常重要的主题。作为曾经的县委书记，李天岑对中国县域生态有深度把握，可以说非常有发言权，这一点，也成为《平安夜的玫瑰花》非常重要的基石和底座，稳稳地托住主人公的命运，让他们不至于朝非逻辑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平安夜的玫瑰花》中，主人公的行为背后都有深刻的现实逻辑和当代性，对于读者而言，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看到的只是人物故事和命运发展，但是对于写作者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环境是小说之所以成立的潜在基石，它决定小说最终的开阔度和深度。
从总体来看，李天岑的小说虽然多与官场相关，但作者意在写人，写人性在其中的挣扎和变异，写人与自身欲望、利益，与社会环境之间艰难的博弈。身为女镇长，米兰兰为奶奶的死而愤怒，也想着报仇，却又不得不为保官位而放弃抗争，放弃孝道。田捍卫身为省某厅处长，掌握权力，因怕父亲伤心，不得不利用职权去替做错事情的弟弟摆平关系。田捍卫各种手段用尽，但心里却时时惶恐。作者没有把米兰兰和田捍卫脸谱化、典型化和绝对化。在权力争斗之时，他们都会耍心眼，告状、拉拢、设圈套等等，但是一旦到了某个临界点，他们也会回到传统序列之中，“得饶人处且饶人”。
正因为这样一种“宽恕”和“暖意”，李天岑作品中的人性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轻易判断，不轻易否定，生活和人的复杂性被充分展示了出来。这样活生生的人的行动，必然会是多层次的、多重向度的，小说的空间因此而宽阔，而有流动性和多义性。
鲁迅先生认为，白话小说是“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小说的“方言俗语”和“故事性”。方言俗语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噱头或某种趣味性，而是小说内部的基本语言元素，它是人物思维方式的体现，并由此形成一种独具地方色彩和民间意味的文风。读李天岑的小说，感觉作者接续了“白话小说”的传统，以“方言俚语”行文，娱心劝善、讽喻世情、教化民众。虽是“俗文”，但却让我们看到了民间生活的复杂性和“地方性”。
《人精》主人公是一个“人精”。“人精”是俗语。何谓“精”？“聪明，能耐到极点，成了一种精华，有些不像人了”。所以，农村有种说法，“能得成精了”。小说开篇讲道：“小时候，爷爷找先生给他看过相。那先生看了说，这娃是个人精，有天分，长大了要靠卖嘴吃饭。先生说他，粗看长个狗相，细看是个虎相，狗走遍天下吃屎，虎走遍天下吃肉……”这短短的开场白以口语进行叙事，简洁、晓白，方言、俗语、俚语混杂在一起，民间生活的诙谐风趣和文化形态很自然地被呈现出来。《人精》的语言结构很有说书人说书的意味，故事性强，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赖四靠嘴吃饭，跟着先生学了几天鼓词，就出去跑起了江湖，当了说书人。“鼓板一打响丁咚，我来演唱大家听，爱听文，爱听武，爱听奸来爱听忠。/半文半武俺会唱，酸甜苦辣腹内盛。/唱的是大宋江山归一统，四帝仁宗登龙廷。/自从四帝登龙位，全凭文武两班卿，文侃南衙包文正，忠心耿耿保大宋……”全书随处可见这样的鼓词段子，对民间艺术形式的熟悉和信手拈来的改编能力使得《人精》像民间艺术的活化石。
方言、俗语，存留着一个生存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的生命痕迹与情感印记。作为一种几乎是原始的、被动的存在，方言必然遭受着公共世界的冲击，后者常常侵入前者并修改着前者本来的含义；但另一方面，方言也以自己的生命性、日常性与抗腐蚀性改变着公共世界的面目。《人道》的整体风格厚重，把整个官场的生态给写了出来，把大人物、小人物、小小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他们所面临的境遇，写得非常真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同时作者在处理人物关系时，在语言的使用上很智慧、很巧妙。杨晓静与马里红一庄一谐，算命先生与先富来一神一鬼，既有辛辣的讽刺与揭露，同时流行段子、歇后语、方言的运用又使得小说充满谐趣。
以此角度来看，《平安夜的玫瑰花》语言更“现代”一些。小说人物对话仍然采用方言，但多有转换，“土”味减少，增加了更快节奏的现代词语和语气词，小说叙述人口吻也更“普通化”一些，反讽、揶揄，还带着些许荒诞意味。小说情节结构也颇为讲究。双线并行，以人物行动推动情节，又以人物心理意识延宕行动，使得人物多了犹豫和反省，多了从环境中超拔出的可能和独立思考的可能性。这些，都是现代小说的基础。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小说创作上的野心和远景。
但是，从内心而言，我更喜欢“劝诫”三部曲里面的调子和语言形态。也许，在今天的文坛上，作家的写作太过“同质”，“异质”太少。而异质，意味着突破边界的可能和成为新的文学空间的可能。正如我多年前所言：作者不妨更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发挥其对民间语言的运用能力和对民间生活的深入了解，以一种更自觉的意识重回民间，重回“地方”。这一优势是许多科班出身的作家无法拥有的。作家使用方言和立足“地方”决不单纯地是为了还原或再现某一地域或情景，而是显示自己的写作立场。如果能够依据自己生活和资源的优势，能够进一步把“方言世界”作为一个文学的“地理世界”去构造，要更“地方”，而不是更“普通话”，那么，其小说将具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独树一帜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