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天南地北的中国人，带着财富、创业的梦想，来到深圳，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叫卖、喧闹、嬉笑、争吵。话剧《大榕树下》正是这样拉开大幕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命运的编剧，也同时是它的演员。千千万万的人曾经用血泪交织的生命编织了自己的故事，今天这是深圳戏剧的真正土壤。编剧孙清河说：“谁才是《大榕树下》的编剧？是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在塑造自己的同时，也在塑造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反过来，又成为笼罩在每个人头顶的集体创造物，就像剧中那棵高大葳蕤的榕树。

榕树是华南沿海的常见树种，高大、茂盛，具有巨大延展性，不断孽生的侧根、气生根，牢牢扎入大地，“独木成林”。榕树不仅是现实中的深圳传奇的见证者，深圳的成长正像榕树的成长一样，先是真实地、艰难地深入土地，接着是向四处和高空蔓延，最后是很多人在大榕树下成长，大榕树就成了庇护所和家园，大榕树凸显的正是深圳精神之意象。

一个城市的精神是不断沉淀和累积的产物，这是文化的生成机理。《大榕树下》将这种沉淀分为三个时期：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当下。

上世纪80年代，是以年轻人的惶惑不安和执著梦想开始的。创作者选择了刘宝乐、喜妹、林元、周大年、文静作为出场的主要人物。一个是复员军人，一个是小店主，三个是大学生，他们是未来的政府公务员、公司老板，他们是接地气的深圳初建时期的普通劳动者代表。刘宝乐是剧作刻意突出的形象。作为军人的刘宝乐，保留着集体主义精神，面对即将到来的欲望的释放和价值的多元，他的精神转化面临更多的痛苦和艰难。这些人物正是在吃饱饭的奔忙中，因缘际会来到云吞面馆的。他们的物质基础无非就是一碗面，但他们却是虎虎生气的深圳未来的主人。

90年代，是在加速度的忙碌、“挺起胸膛向前跑”的疯狂中度过的。一方面是市场机制释放出来的巨大创富激情，另一方面是在旋转的城市机器中，人的命运被猛烈颠簸和切割，旧的社会结构在新的冲刷下，迅速萎缩和崩坏，新的秩序在震荡中建立，但是这种秩序的中心是市场，目标是财富。林元成为城市改革精英、规则设计者中的一员。周大年靠着精明和投机在冲击逼仄的社会规则，以开创新的商业渠道和职业身份。喜妹靠着勤快和厚道将云吞小店发展为标志生活节奏的“快餐店”。缺乏道德底线的彪叔，似乎更容易嗅到财富的腥味，到处炫耀自己的股票成功学。正是在这种新的社会格局中，倪虹这样顽固地企图依靠权力寻租切割不义之财的人，迅速走向边缘化。

进入新世纪，新的理性秩序逐步生成，这个城市的经络好像在激烈的动摇之后，迎来精神的澄明。老资格的大榕树，获得了道路规划的特殊保护，但是刘宝乐却无法指望林元用公共权力进行特殊照顾。没有道德坚守、缺乏欲望自我管束的彪叔，终于破落成靠欺骗和乞怜支撑生活的寄生者。刘宝乐对“茶餐厅”醉酒顾客的一段劝慰，说明了这个城市掩藏着的真正本质：“谁都想过好日子，可你得想想你为这个城市做过什么？你为这个城市流过多少汗，这座城市就给你应得的回报，谁帮着记这个账本呀？人在干，天在看，有句话说得好，深圳不养懒人。”

《大榕树下》对这座城市精神的刻画是在一种非凡的幽默氛围中推进的，这种幽默成为全剧的浓郁风格。在孙清河这样一个长期浸泡在曲艺界、天性乐观又出奇敏感的人身上，深圳找到了自己最节俭和家常的表达方式。“都说深圳是块试验田，可这块田怎么这么难种啊”，“最好的风水就是我的政策啊”，“喜妹就是一朵花，送花有啥用，你得浇花”……孙清河的台词幽默机智通脱，味道辛辣，富含反讽，有一种理趣的憨直和昂扬的恣肆。

马克·吐温说：“幽默的秘密源泉不是快乐，而是忧伤。”编剧在完成自己叙述逻辑的同时，始终深怀对历史车轮之下人间不幸和亏缺的敬畏，他不断地在开玩笑，最终他笑着哭了。现实的残酷并不会因为态度的乐观而改变生硬的真实：牛班长是一开始建设深圳就因为拯救刘宝乐陨于非命；喜妹的丈夫因为逃港，再无音讯；美丽善良的陕北妹子铃铛在明暗交错的大城市生死未知；文静隐瞒了自己的生活，也可能隐瞒了无法言说的生命之耻；最后，还有彪叔的含恨自缢。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陶醉在这座城市的光环之下，我们同样有足够的缘由，保持清醒的认知。

这就是深圳，百姓眼中的真实的深圳，一个有血有肉、有滋有味、爱恨交加、腾挪跌宕、起承转合的深圳。剧终，深圳下起了大雪，近百年来的第一场雪把这座传奇的城市统一为纯洁的白色。历史在充满笑声的戏剧中，终结为一个浪漫而深情的结尾，但是现实呢，现实也许才刚刚开始迈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