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柯及《新科学》愈来愈显示出其在人文思想领域坐标的性质和意义,其承上启下的贡献和世界性的影响,是自18世纪以来随着时间推移和历史发展不断被发现和认识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维柯和《新科学》意义的被发现与再认识,与人类对于作为“新科学”的人文领域的再认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学者对其思想意义的不断揭示和创造性阐释功不可没。在中国,朱光潜先生对《新科学》的译介产生了重要影响,启发一代代学人潜心研究,不断拓展其广度和推进其深度,取得了重要成果。叶淑媛的专著《人文时空:维柯和〈新科学〉》则反映了中国学者在维柯和《新科学》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称得上是一部力作。
我作为叶淑媛的硕士、博士导师,这些年看到了她的努力和成长。从硕士期间接触维柯与《新科学》,到本著作的问世,淑媛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虽然在博士期间,淑媛的专业方向转向民族志小说研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对维柯和《新科学》的探讨,在她的博士论文和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著述中,都能看到维柯思想对她学理的滋养和她对维柯新的体认。本著的出版,则是一次学术的阶段性集成,显示出她长足的进步,也体现了淑媛的学术勇气、沉静和悟性。
从重读《新科学》原著入手,重新领悟其内涵和理解维柯的精神指向,是《人文时空:维柯和〈新科学〉》一书的特点,也是本著首先值得称道之处。从著作章节的设置可以看出,叶淑媛力求解读得系统和完整,呈现一个具体的维柯和具有概括力又条理清晰的《新科学》,细读后很有逻辑地进行论证,显示出她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精到的阐释水平。而其难点在于,在经过了300多年时间考验和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在信息爆炸、知识获得异常便捷的今天,重新解读维柯和《新科学》,实际上是要站在这个时代的学术高度和知识背景上,重新感悟维柯和重新理解《新科学》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这不仅需要知识的储备,还有站在这个时代的人文视域对经典再评价的价值立场和尺度的调整。鉴于维柯在人文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坐标意义,对维柯的评价即是对与维柯原创性思想相关问题的重新梳理,也是对西方人文学科、乃至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特质的“东方”凝视,于是,我们看到,著作中一系列的概念、范畴的梳理具有思想集成的意义,如第三章,“维柯的人文教育思想”,“论自知”,“论智慧和德性”,“论真正的学识”,“论为了公益的教育”,“论文艺与政治权力”,“论各门学问合宜的次序”,等等,将《新科学》的体系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进而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宏观背景上阐发了《新科学》的经典性、原创性和当代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重读即是回眸几百年来这一领域的逻辑发展,与维柯对接,从而沟通与之相关的人文思想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脉络。可以说,维柯和《新科学》重读的意义超出了对象本身,它可能辐射到相关的知识领域和引起阅读的联想,这对于专业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来说,都开卷有益。
维柯是个天才人物,但领先于他的时代太远,而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几百年后的今天,他才被人们重新评价,这与其说是维柯的“先知先觉”,不如说他的命题具有哲学的高度、人文的智慧和历史的穿透性,它将人文学科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并赋予“科学”的意义,其开创之功在科学主义走向极端的背景下益发显出其前瞻性。我注意到,叶淑媛把维柯与同时代的牛顿比肩,这个评价不是随意的比附。今天,重读维柯和《新科学》,不仅是温习一个坐标式人物的坐标式著作,而且给了我们重新反思人文思想在人类史上的意义的契机,这是《人文时空:维柯和新科学》的又一个启迪。从一定意义说,思想家的诞生是时代的召唤,其著作则是思想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和标志;而一种思想持续产生影响,则是某种精神潜力的不断释放,当这种释放的力度不断增强终于被再度发现和重新评价时,则不仅反映这一思想的“超前”,而且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这种思想在当代的急需却匮乏、重要却稀缺的境况。这牵动着另一个问题,即维柯与《新科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
叶淑媛提出,本著在当下的学术和理论价值有三,即维柯对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边缘交叉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维柯对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主潮影响下的文学精神及其文艺学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国内文艺学界,维柯的思想仍然可作为当下文艺学建构的思想资源。这三个价值目标符合当下中国语境的实际需要, 也是本著已经做到的。此外,在我看来,今天重新解读《新科学》和研究维柯的意义,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工具理性无处不在而人文精神缺失、感性思维抑制的时代,重新唤起人类“诗性智慧”以应对“机器智能”挑战的需要。维柯当年对于人类有史以来的神话、诗学、历史、哲学、 法律、伦理和思维的研究总结和前瞻探讨,所建构的人文“新科学”,也许不能直接用来 “应战”,却可以为再度惊醒人类的自我意识,进行人类学 “还原” 以反躬自省提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