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面前，文学需要找准自我的定位和发展的方向；而对这种定位的体认、对这个方向的指明，正是文学理论批评极其重大的任务乃至题中应有之义。

坚定文学方向，深挖基本命题

文学的观念、文学的方向，自古与时代、历史的发展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面前，文学需要找准自我的定位和发展的方向；而对这种定位的体认、对这个方向的指明，正是文学理论批评极其重大的任务乃至题中应有之义。

对方向和道路的确证，需要找到具体的理论抓手。2018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继续展开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深入研究阐释。这种研究阐释，一方面是围绕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文艺理论展开。董学文《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清和抵制错误文艺思潮》、赵炎秋《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文艺基础》、段吉方《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发展——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路径》、宋伟《现代性的批判与解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等，或着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基本立场、核心概念的进一步阐发，或聚焦于对马克思主义阐释和言说当下文学问题能力的激活，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而另一方面，这种研究阐释，也包含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进行的学习研究，如范玉刚《论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人民性价值取向》、张知干《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领新时代文学工作》等。

当代中国文学一系列重大命题和基本概念，也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深度挖掘和不断确证，如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话题（施战军《人民立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要求》、王列生《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体论建构》、罗岗《“人民文艺”的历史构成与现实境遇》、李明彦、齐秀娟《以民族性重建文学的人民性》等），现实主义话题（何向阳《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逻辑起点与最终归宿》、段崇轩《现实主义：少了什么、多了什么？——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境遇、发展的思考》、刘琼《现实主义的“实”》等），文学书写与时代生活的相互阐释建构（如黄德海《在虚构中重建生活世界》）等。

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国文学：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具有影响深刻、意义深远的里程碑式意义。《人民日报》文艺版开设了“逐梦40年”栏目，诸多学术性文学期刊也纷纷设立“改革开放四十年”主题的栏目或专辑，刊发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文学理论评论文章。2018年底，中国作协举办2018年中国文学博鳌论坛，主题正是“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文学”，其下所设的三项分议题“四十年来的时代巨变与中国文学的现实书写”“四十年来人民精神生活需求的变化与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以提高质量为文学工作的关键，推动中国文学迈向高峰”，也在相当程度上归纳和包含了文学界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初衷及关注重点。

有关40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变迁，不同的论者会选取不同的观察角度。论者有时会倾向于阶段史的总体性观照（如李朝全《时代的先声——回眸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学》、何平《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逻辑起点和阶段史建构》），有时会选取具体的现象思潮作为切入点（如孟繁华《这一代人的青春之歌——知青文学四十年》），有时会关注长期萦绕于文学创作之中的概念关系（如贺绍俊《当代小说从宏大叙述到日常生活叙述》、杨庆祥《重建一种新的文学——对我国文学当下情况的几点思考》），有时会借助特定话题范畴管窥总体变迁（如洪治纲《“人”的变迁——新时期文学四十年观察》），或者以某一文体为着力点、展开演进脉络及成功经验的总体性梳理（如白烨《40年，为奋进时代传神写照——改革开放40年小说创作成就与经验》、《诗刊》推出的“‘新时代诗歌十论’专栏”），亦或在世界视野与本土坐标的参照互渗过程中摹画历史想象（如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一书，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世界文学语境和现代性论域之内，尝试揭示当代中国文学寻求自身道路的精神状态及创作实绩）等等。这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话题，共同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总体图景，在梳理历史记忆的过程之中，亦完成了对当下现状的解析关照、对未来空间的想象探索。

对改革开放以来理论评论自身发展的总结梳理，同样引人注目。《文艺报》主办的“回首四十年，放歌新时代”系列研讨会中，专设了文学理论批评场次，一些学术期刊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纪念专辑在具体文学研究内容之外，另有专门的文艺理论主题专辑。相关讨论和文章，梳理了40年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成果，肯定了理论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巨大的推动、激发、引领作用，同时也分析和指明了理论批评工作在当下面临的处境、需要攻克的难题。40年间，中国文学批评经历了话语资源的爆炸式引进、理论体系的不断整合，到今天，已然进入了建立本土话语、明确主体意识的时代。与此相关的另一话题，便是文学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或者说，关乎文学批评的文学史叙述建构功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过去一年中先后刊发的钱文亮《“史学化”还是“历史化”：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斯炎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等文章，其实可看作是对该刊在2017年便抛出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话题的回应与拓展；而王侃《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论的史料内隙》一文，提到“学院派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间形成的表面的自洽关系，构建了另一种文学事实，屏蔽甚至涂改了不能被这种自洽关系所接纳、所消化的文学事实”，其实是在视野的开阔性、话语的开放性、观念更新的敏感性等方面，对志在参与“中国文学经典化”过程的文学理论批评给予了提醒、提出了要求。

此外，对文学理论批评自身的思考，亦呈现在具体的文体或曰写作层面。《文艺争鸣》杂志在“文学批评与文体意识”专辑里推出了18篇文章，集中探讨了文学批评写作的文体意识、体式风格、内容形式等话题，实际上是围绕近年来被不断重提的“文学批评作为写作”说法展开探讨，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面对文学现场，增强批评效力

在“文学批评与文体意识”研讨会上，专家在把脉中指出，当下文学批评的确存在有某种程度上的“千人一面、枯燥烦琐、空洞乏味”乃至于知识堆砌、自产自销等症候，随之产生的风险，便是文学批评在应对当下文学新变时，会产生跟进不及或言说无力等问题。此类问题的解决，需要文学批评不断强化面对文学新现场、新现象的能力，增强文学批评的言说效力和判断说服力。2018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这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问题意识的觉醒、强化，是文学批评自我更新、言说效力不断增强的重要条件和重要内涵。徐则臣《寻找一种新的结构时代的文学方式》一文，从作家兼编辑的角度，提到了对当下文学的某种“倦怠和不满足”，进而发出了对“变”和“新”的呼唤。如果说面对文学现状，关于“惯性滑行”状态的提醒是问题意识的重要体现之一，那么对于文学批评自身，关注点则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于“说真话”的勇气、风气和能力。2017年底，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编选宗旨是“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作品进行严肃的、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同时倡导批评界发扬实事求是、讲真话、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表明立场的精神。”围绕该话题，评论界展开了诸多讨论。张燕玲《文艺批评与剜烂苹果及苹果之关系》一文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作为‘剜烂苹果’的文艺批评，既是‘寻美’，又是‘求疵’，是对文艺评论家态度与能力的极大挑战，同时，也是对文艺环境和文艺家胸怀的极大考验”；批评家不可以“对名家名作只敢赞不敢责”，同时要“秉持对文学精神的忠诚与对审美差异性的尊重……在上善若水的语境中，如风如刃与作品与作家展开绵软而有硬度的对话，言为心声”，在过硬的专业能力保障之下，力求做到“赞美而不失度，批评而不失态”。某些具体文本层面的分歧争论、乃至于部分旧的共识在新语境面前遭受挑战（参见傅小平《为何在这些年度新作面前，文学批评的共识难以达成？》一文中，对“《扬子江评论》青年批评家论坛”上青年批评家们针锋相对状况的记叙），也不妨视作“新的有效性”及“新共识”建立的前提或先声——所谓 “问题意识”或“说真话的风气”，很多时候正是在分歧与共识的交错上升过程中才得以真正形成；对当下批评界而言，有价值的分歧和争论或许还应该更多一些。

在对问题意识的强调之外，所谓“面对文学现场、增强批评效力”，还意味着对新语境的不断适应、对新现象的持续关注。2018年，在对新文本的追踪、解读之外，文学批评还着重关注具体文本背后新的趋势现象——《青年文学》杂志“城市文学排行榜”的高调评选发布以及评论界对“城市文学”话题的集中跟进，便是其中一例。新的文化和话语空间在不断打开，我们看到，文学批评在此并未失语。邵燕君主编的《破壁书》对二次元文化的关注和解读引发了一系列讨论，一大批以类型文学、电子游戏、网络直播等新兴文学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成果也已经涌现出来。面对新媒体勃兴、文学生活泛化的时代新语境，文学评论也在不断更新着自身的存在和呈现方式。非常显著的现象是，文学批评活动正面向公共生活、公共空间进一步打开。文学讲座、文学对谈等成为文学评论话语、观点和价值输出的重要方式，它们扩大了文学批评的社会影响力（文艺书店内各类新书活动和文学对谈的专业含金量不断提升，进而构成了广大读者想象、判断、介入中国文学现场的重要途径），夯实了中国文学的群众基础（如十月文学院持续举办的“名家讲经典”活动，可以说是在公众接受和专业水准之间寻找着自身“配置最优”的平衡点），并已渐渐地被纳入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话语流通体系。举例言之，钱理群、洪子诚《文学阅读的社会空间与当代精神发展的可能性》一文，最初源自“凤凰读书会”主办的一次文学对话活动。

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新的平台媒介、新的呈现方式，也与新一代文学批评主体的登场、成长息息相关。2018年初正式上线运行的《人民文学》“圆桌派”栏目，在此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意义：一方面，这是传统权威期刊打造新媒体发声平台的一次成功尝试（“圆桌派”栏目主要依托《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存在），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推动了文学批评新人群体的亮相和成长，这种“系列圆桌式笔谈”，旨在“对历史、时代，以及我们所亲身经历的生活，进行文学向度上的思考和回应”。正是在这种亲历亲言的思考回应之中，我们看到了“同时代人”和“同时代性”的鲜活在场。这里是新的平台、新的群体、新的视角和新的话语方式，其中寄寓着中国文学批评的广阔未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