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顿是个坚实的作家，他每一部长篇面世，自《来生再见》《黄埔四期》等直到新作《幸福街》，都属于直面人生，不虚美、不隐恶，忠于良知的写作，具有不含糊的分量和毋庸置疑的价值。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始终可以赢得人们充分的信任和尊重。

中国是个长篇小说题材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沧海桑田、风云激荡，提供了史诗性创作的广阔空间。何顿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体验过社会变迁的风风雨雨，故此可以写出《幸福街》这样厚重的作品。

最简单地说，《幸福街》主要写一批“50后”中学同学的人生阅历。他们穿行三个时代，人至中年，仍保持联系，但彼此已拉开距离，“混”得很不一样。回首往事，感慨良多。在这个大的结构与立意上，何顿已显示出与其他作家的不同，他的视角足以勾起许多人的共鸣，富于洞察力和概括力。

历史境遇显然在这批人身上打下不灭烙印，他们经历过政治运动、失学、下乡等非正常事件，或多或少受影响终生。张小山是副区长的儿子，曾好学上进，“文革”中成为黑帮子弟，停课后与何勇、黄国辉等一起练武、学打架；改革开放后做买卖，“没什么文化又好面子”，最后竟与黄国辉犯下杀人罪行，被处以死刑。杨琼本是班长，在学校里出类拔萃，但学业中断后未能继续升学，工作后下岗，全家生计窘迫。黄琳干部出身，“文革”中曾倍出风头，主动上山下乡，理想破灭后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黄家镇第一个主张性解放的女人。高晓华一心想当“革命接班人”，后来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神经失常，仍保持着红卫兵时的装扮。即使像何勇这样中规中矩、始终随着社会潮流走的同学，凭自学获取大专学历，当上了副镇长，也还常为此生未能受到高等教育深感怅然。作者以“过来人”的资格和亲历者的笔触复现了过往的情景，写出了历史的迷误给一代人带来的无可挽回的牺牲和终身的痛楚，有助于强固国人铭记历史教训、少走历史弯路的信念。倘如青年读者读过此书叹道，我们了解了，但愿我们今后能走得平坦些，《幸福街》便没有白写。

这部作品的用意又远不止于此。小说不是历史学演绎，而是文学著作。《幸福街》更将笔力深入进历史情境中的个体，探索和考察个体差异，追究个性与人生命运间的牵连。书中的黄国进，同样为干部子弟，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但他自强不息，社会正常化后持续做出业绩，以后提拔至省里某厅厅长，成为同学中的翘楚。更突出的是林阿亚和陈漫秋，两人在运动中都沦为“狗崽子”，无法升入高中，林阿亚只能旁听，陈漫秋则勉强就业，她们在生活和心理上受到的打击可谓严酷。可是，两人未自暴自弃，反而在高压下更积蓄起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意志，不辍学习，终于在转机来临之际考上大学，获得深造机会，在改革开放时期成为天之骄子，使同学们羡慕。事实上，林阿亚和陈漫秋代表了遭际相近的一大批青年，他们都曾落入谷底又东山再起，他们的人生经验对后来人也颇具启迪意义。无论出生于任何时代，个人皆无法选择出身与环境，但却可选择人生方向。对于初涉世事的青年们来说，陷于逆境也未必意味着噩运，因为逆境也可能成为最苛厉的教师，教会青年更多东西，鞭策他们比其他人更快成熟。所以，林阿亚和陈漫秋也许可称为有别于高加林的另一种文学典型。《幸福街》开篇时一帮同学相差无几，小说以后始终平行跟踪着这帮同学各自不同的生活道路，几十年后发现，彼此处境地位竟相差如此悬殊，有的成为社会中坚，有的却犯下重罪、命丧黄泉。其中的责任，实在不能只归因于社会，更重要的当追寻各阶段里个体的人生抉择。小说很大的看点就在这里，它算得上一部难得的建立在一代人命运素材上的人生教科书。

不仅如此，何顿还抓住题材特色，花费大量笔墨细致书写了同学们之间的友谊与爱情，并寄寓深意。人们会承认，生命旅途中，同学之情往往十分纯真恒久，变为宝贵的人生财富。何顿看重同学之情，书中将这种特殊感情写照得相当动人。运动中，当班级上有些学生被贬为贱民时，同学中少有人对其加以歧视，大都好意送去关切。陈漫秋失学后，张小丽天天去看她，借给她课本、供她自学。林阿亚在父母和奶奶被抓走时几乎绝望，何勇和黄国辉给她带来精神上的很大慰藉，以后，何勇又四处奔走帮她获得准考证，改变了命运。其实可以说，她们后来的成功，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的选择，还包括了同学集体的努力，这就将作品的内涵引入更高层次。在人格上，何勇是同学中最为出彩的楷模，他虽然没有考上大学，并因此失去了深爱的林阿亚，但他对林阿亚友好如初，始终保持着老同学的友情。作为警察，他不能不严肃执法，破获了张小山和黄国辉的入室杀人案件，但深深为老同学悲痛，肝胆俱碎地送别了他们，使他们在离开世界前享受到人间友谊的温暖。何勇是小说中不露声色的主人公，他是同学一场的见证者，也不时在思索着大家不同的归宿，在同学们中间赢得真正的威信。他的存在，将作品的文学性和价值观推向更广阔的意境，告诉人们，人生更大的成功乃是做人的成功——尽管青年们未必能很快领悟到这些。

《幸福街》是何顿又一部坚实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