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街》这部小说诞生在病床上。2015年10月我因直肠癌住院，当时心情十分复杂，烦躁、茫然，还觉得很丢脸。因为前几年单位体检，我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是最好的。为了活得健康，我每周打两次羽毛球，打得浑身大汗淋漓。怎么就得直肠癌了？实在想不通。我对老婆说：“什么人都不要告诉，我不想让别人同情我。”这种心理很奇特，一般病人是巴不得有人来看望和嘘寒问暖，我却什么人都不愿意见。医生见我大便带乌血，决定术前先给我做一次化疗，把从溃烂的肿瘤里跑出来的癌细胞杀死。因化疗药物相当伤害静脉血管，就让护士置根管到我心脏旁边，每天往我体内吊与癌细胞作战的化疗药，同时吊护肝、护肾、护胃和护心脏的药水，从早吊到晚。

手术前一天，我一人面对着病房的四壁，脑袋空空的，一片荒凉。墙上有块小黑板，黑板上写着：“何顿、男、56岁、直肠癌”。让我最莫名和凄然的是下面四个字：“恶性肿瘤”。不仅是那天晚上，好些个晚上我的眼球都被“恶性肿瘤”这4个字抓着，不想看却时不时瞟上一眼，每瞟一眼心里都“咯噔”一声。那个晚上，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我母亲于当年的5月中旬去世了，我母亲一辈子获得过无数荣誉，年年是学校的优秀教师，后来还是区优秀教师和市里评选的优秀教师。我母亲获得的最高荣誉是1978年被选为全国妇联代表，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与全国的妇联代表一起与中央领导人照相。我那天晚上想，人死了，一切努力和荣誉都毫无意义。

在这种面对生死迷茫的状态里，我忽然想起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的初、高中时代，根本没有课外书读，所有的书都被禁了，惟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苏联小说可以在教室里流传。因为它是苏联作家写的，而且是励志的，鼓励人投身革命事业、奉献毕生。我的高中时代，只读了这本小说。这本书里有一句名言影响了几代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句话于那一刻竟蹿到了我眼中！让我漠然的是，我好像没有“悔恨”和“羞愧”，只有“人的一生毫无意义”的荒凉感。我怎么就这么颓废呢？我打开手机，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生于1904年，死于1936年，只活了32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版于1933年，一个人在20多岁时，即使双目失明，思想也是向上的、奋斗的。我已经56岁了，如果我明天躺在手术台上没醒来，也比奥斯特洛夫斯基多活24年，于是，我产生了一种“与他比，我赚了”的意识。这很荒谬，我想人只有在生死关口才会这么胡思乱想。

那天晚上12点钟，我正迷迷糊糊地往梦乡旅行时，林阿亚忽然闪现在我脑中，把我惊醒过来。是很多年前的林阿亚，我的发小，瞟我一眼，不屑的眼神。非常奇怪，她怎么会在我最空虚的时刻闪现？相应跳进我大脑里的是另一个姑娘陈漫秋，当年我给她画过一张素描头像。我家于1981年搬离了幸福街，父亲从河东调到了河西的某单位工作。后来我再也没见过林阿亚和陈漫秋。可是那天晚上，在我内心空落、思绪芜杂的时候，这两个几十年再没见过的姑娘，居然闪现在我脑中，太诡异了！跟着何勇、黄国辉和张小山这几个儿时和少年时的玩伴也跑来了，跟我说话。我能回忆起他们的衣着、发式、脸型和眼神，还可以看见他们抽烟和走路的姿势。这可是从时间隧道里跑来的啊！就是那一刻，我冒出一个温馨的念头：如果我能从手术台上醒来，我就要写一本自己这代人的小说。

手术很成功，感谢给我做手术的医生。第二天我清醒了些，医生要我在病床上翻动，以免肠粘连。当我能半躺半坐在病床上时，我有些迫切，担心过了这段时间我又不想写了，毕竟这样的事情在我写作过程中发生过几次。我要老婆把折叠小案桌支在病床上，把笔记本电脑搁在案桌上，开始输入《幸福街》的第一行字。坦率地说，做了那么大一个手术，流了那么多血，一边与病魔斗争一边写作，难免写得迷惑和力不从心。通常情况下，只写了一两句话就筋疲力尽了，又要我老婆或女儿把案桌和电脑搬开，睡了。医生批评道：“何作家，你现在最主要的是休息，养病。”我答：“写几行字，心里踏实些。”

文学是我的精神支柱。即使是在病床上，在化疗得让人十分恶心和难受、吃什么食物都想呕吐的身体状况下，是写作在医治我的伤口，是文学这根无形的锁链吊着我一口气。可以说，今天捧在读者手里的《幸福街》，就是在病床上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