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问题一直是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必须解决也必然会解决的问题，这是从政治的大局看。从人伦的基本逻辑出发，从唇齿相依的台湾海峡两岸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战争的残酷以及人为的对抗隔离给生命的基本需求所带来的不便和痛苦是巨大而深刻的。包括白先勇、陈映真等在内的一代台湾作家和知识分子，用痛切的文字记录历史变迁，描述离愁别恨，成为关于20世纪中期因战争而导致的人口迁移的珍贵文字。20世纪后期以来，一些大陆作家特别是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作家，对于台海题材写作比较用力，最近出版的吴玉辉的长篇小说《平安扣》便是其中一例。

与同类题材相比，《平安扣》这部小说最吸引我的当然是对于台海题材的正面强攻。1949年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后自立中央。其间，从战争、对抗、不通音信，到对话、三通、台独抬头，两岸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之所以说《平安扣》是正面强攻，比较起我们通常看到的台湾作家写两岸题材注重描写乡愁，注重描写个体或家庭因历史大形势的剧变而引起的命运变化，这部长篇小说更注重书写历史的“大”，比如大形势、大局观和大的命运的变化。通过写大的命运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军事形势和国防形势的变化，包括因为大时代的变化而导致的矛盾的变化，写出历史发展的逻辑。这些历史的信息，通过合理真切的书写，才能成为历史共有的经验。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普通人对台海斗争信息其实是模糊和不了解的，甚至是怀疑的。比如，对于两岸斗争的复杂性并不是很清晰。对于从界限分明的对抗到统战这个方向性的变化所带来的具体反映，也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对于对台政策和战略战术也是不了解的。政治是历史的大义。一个有雄心为历史立传的书写者，一定会写出历史的大义。《平安扣》表面上是写台海两岸的离愁别恨，其实是写政治，这是很高明的。人为的隔离带来的苦难，最终敌不过九九归一人心向统的大势。作家之所以能够正面强攻，在于他掌握了丰富的现实生活材料，同时站位高，站位准。小说选取去台的国民党老兵许阿海的弟弟许阿义这样一个忠诚机智又仁义的公安干部、共产党员的独特视角，写出了在维护国土安全和祖国统一的大业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40年的作为和努力。这个作为和努力的样本就是福建最南端、最靠近台湾的铜山岛。写到与国民党留守特务的斗争，写到与国民党登岛部队的战斗，具体、翔实、可信、有张力。也写到“兵灾”家属政策，写到铜山岛生产自救，实事求是，有地域特点和历史阶段性特色。这些信息总量，这种大胆和智慧，确实是之前同类题材作品不曾有的。

当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写出文学性，才有文学价值。《平安扣》以政治站位见长，同时书写有个性，包括语言和结构。小说的语言特色一目了然，闽南方言和普通话交替使用，特别是福建南部地区歌谣的频繁使用，使整个文本的语言具有明显的识别性。在普通话已经广泛影响书面用语和日常用语的今天，少数地区，包括东南地区，一些福建作家还能较完整地保留方言，确实特别值得研究。这与文化的在地性、内生性有很大关系，作家对于结构谋篇是下了功夫。整个结构可以看作是线性叙事，结在这条线的是个体的命运，是个体和大时代的关系，比如开篇从福建最南端小岛——铜山岛上三对恋人的美好生活起笔。他们是阿螺和阿海，阿娇和阿生，阿巧和何水旺。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三个小伙子。从此咫尺天涯，生离死别，三对恋人美好的生活一去不复返。新婚之夜被抓走的阿海，若干年后在台又结了婚，阿螺孤守一生。平安扣，就是阿螺临别赠送给阿海的信物，在小说的结尾被阿螺抛向了碧波万顷的海峡，祈祷整个海峡的平安。没有大时代的和平，哪有个体的平安？平安扣的寓意或正在此。阿螺和阿海的命运，是许多台湾老兵和家属的真实命运。同样是新婚之夜被抓的阿生，偷渡回家被抓，被处死刑，阿巧闻讯后殉情投海。年迈的水旺回乡时，阿巧已经生命垂危。这三对恋人的命运是缩影，贯穿作品始终，也是小说的故事线。但作家志不在写三个人的故事，而是写一群人的命运，因此，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里面又穿插了阿海这些国民党老兵在台湾的生活。写他们的乡愁，无奈，以及随遇而安。这些场景描写，也是符合时间的逻辑和人性的逻辑。但作家在结构时安排了诸多线索，在过程推进中，顾此失彼，个别线索的交代稍欠完整。

作家是时代生活的记录者，以台海关系为素材的创作，理应成为文学创作的富矿，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复杂性，而复杂性恰是文学的宠儿。写出复杂性，同时又写出历史感，确实需要有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正因为这些要求对写作是一个挑战，我们需要更多作家来挑战这一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