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本相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的老所长，话剧史论专家，也是我的老师。作为一个晚辈和学生，我眼里的老师一直都是生气勃勃、精力充沛的人，他步履生风，精神矍铄，似乎在下一分钟就能冲到我的面前，给我布置新的研究任务，但是这一次老师突然转身而去，撒手人寰。宁隔千山不隔一板，除非在幻想中，在现实里老师永远不会再出现——痛感离别，锥心刺骨。

老师是一个真正有学术理念的人，他把话剧研究进行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春节前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谈，我从一个会议上赶到医院，他拖着只有八十几斤的身体，气喘吁吁地跟我谈：话剧史当中的很多问题，还没有深入下去。他惦记着他所主编的话剧艺术学丛书何时出版，甚至于想把学生们奉给他的养命钱，拿出来做出版费。老师到最后时刻，大概也没有想到生命会结束，他的求生欲望很强，因为在话剧研究方面，他觉得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他特别配合地做化疗、放疗，满怀信心地告诉我肿块在缩小，人人都觉得难以下咽的医院的餐食，他也告诉我说粥是好喝的。他寄希望于在病床上躺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能起床，疾走在人世间，坐到他的电脑前继续工作。从2017年3月发现了肺部病症之后，他不是放弃工作好好休息，而是变本加厉地拼命地做事情，《中国话剧艺术通史》9卷本出版了,《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书系》38卷和《民国时期话剧杂志汇编》100卷做完了，他又有了新的规划、新的方案，要研究中国话剧的导演史、表演史。我曾经劝说老师放下执念，岂不知是我没有他那样坚定的信念？他的微信一直都很活跃，抒发自己的学术之见，转发别人的戏剧观点，直到2月10号他还发了最后的微信。

老师当过兵，是第一批赴朝参战的志愿军战士，他一直以此为自豪，但是从来不提他在中央机要局工作的时候荣立过三等功。他曾经说，如果他写自传，题目就叫《从士兵到教授》，我却以一个晚辈的顽劣戏谑和恶作剧心理，开玩笑地说，干脆就叫《武夫学者》，他也不生气。他确实是把学术上的攻坚克难，当成是军事上的攻城掠地，瞄准目标一个一个地攻克，找准方向一步一步地前进。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来话剧研究所工作，在经济大潮席卷下，话剧跌入低谷，偌大个京城，就找不出几个像样的话剧演出。1993年，田老师以坚守阵地、绝不退缩的心态，联合中国剧协、中国话剧协会，举办了93小剧场戏剧展演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没有资金，他就到处化缘，还争取到商业资本的赞助，此间的重重困难、各种烦难，他都设法解决了。这次活动，可以说为当时暮气沉沉的中国话剧界，输送了一缕清新舒畅的气息。

1996年，正值香港回归前夕，他以他的战略性思维和文化胸襟，又是自筹资金举办了大陆与港澳台戏剧同仁共同参加的第一届华文戏剧节，不仅有四地剧团的演出，而且还有四地学者参加的广泛的学术研讨。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大陆戏剧家、学者与港澳台的戏剧家和学者，增进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增加了学术互信和交流。自1949年两岸隔绝以后，台湾戏剧第一次登上了共和国的舞台,台湾的戏剧人第一次看到了总政话剧团的演出，闭幕时他们激动地跳到舞台上，对总政话剧团演员说，你们的官兵关系如此亲近如此关爱，我们现在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撤退台湾了。

老师对大陆与海外、中华与国外戏剧交流所作出的贡献，令人感慨。他厌恶世俗功利的人情交往，主张以坦诚之心以文会友，认为心灵的互动、精神的互通、灵魂的包容才是交友之道。这几天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很多海外的、国外的学人，深情款款地表达他们对老师的感激，还有一些我素未谋面的人，他们说他们是被老师提携、关爱、帮助、指导过的学生和晚辈，在这一刻我才知道，在我这个入门弟子的周围，他有着怎样广大的私淑弟子人群。

老师事业心强，不为杂事分心，不为时潮所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他总是骆驼坦步，稳扎稳打。研究曹禺，就从剧本精读、史料收集、作家访谈、细节阐释认真做起，形成一整套研究成果，出版《曹禺传》《曹禺评传》《曹禺访谈录》，还编撰了《曹禺文集》，他跟踪曹禺先生20余年做采访，以致后来有人在采访曹禺先生的时候，曹禺先生会说：你去找田本相吧，我的事情他都了解。老师做郭沫若史剧研究、田汉研究、新时期戏剧研究，都不是一般性地完成一部著作，而是有宏大的学术抱负和高远的学术追求。在学术方面他提出过很多重要的观念，比如，现当代文学一体化，诗化现实主义、文学史的哲学思考、二度西潮、比较戏剧观念、当代话剧思想的贫乏等，这些观点对于中国话剧研究引向深入，必将产生重要的思想启示意义。

老师一直说他是话剧界的友人，我的理解是，一个研究者应当与他的研究对象保持理性客观的距离，实际上他对很多的话剧艺术家充满了感情上的亲近和理念上的景仰。他跟很多人交往不多，但视为精神上的知己。

2019年3月5日晚8点23分，这是老师离开我们的日子，它像一个铁片划过另一个铁器所发出的刺耳的声音，永远刻在我的心里。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可是，我的春天拢上了泪滴，从此，就多了一分抹不去的忧伤。 摄影：王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