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素有“歌的海洋”之称，民间叙事长诗是云南各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纵观云南民间文学宝库，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间长诗，时至今日，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傣族《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傈僳族《逃婚调》《重逢调》等，仍在云南广为传颂。云南各民族叙事长诗的大量问世，应该归功于云南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及时、有效、持续、系统的民间文学抢救性发掘、整理、翻译与出版工作。

根据文献记载，云南各民族民间长诗的搜集、翻译与整理工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的搜集者既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也有汉族民间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最早开始云南民间长诗搜集、翻译与整理的代表性学者是光未然先生，他多次深入到彝族支系阿细人聚居地区搜集、翻译、整理彝族民间长诗，并首先以《阿细的先鸡（基）》为书名于1945年正式出版，后改名为《阿细人的歌》，该长诗集是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民间叙事长诗集，标志着云南彝族民间长诗从民间口头传承走向公众阅读视野，并为其他民族民间长诗有组织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开创了先河。此后，云南民间长诗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和重视。

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工作基础之上，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云南大学、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及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各民族学生，组成由老中青学者组成的多个专题调查小组，前后数年深入红河州、楚雄州、大理州、西双版纳州、德宏州等各民族聚居地区，进行大规模系统性、完整性、持续性民间文学调查，搜集到大量各民族民间歌手用母语讲唱的民间长诗，如白族的《串枝莲》、哈尼族的《不愿出嫁的姑娘》、苗族的《牵心歌绳》、基诺族的《巴诗与米诗》、纳西族的《鲁般鲁饶》、瑶族的《桑妹与西郎》等等，均属于此类。在此之后，云南省文联等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对搜集到的民间长诗进行科学翻译与整理，先后公开出版了《阿诗玛》《召树屯》《葫芦信》《娥并与桑洛》等一批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民间长诗单行本。在云南民间长诗收集、翻译与整理工作中，云南各民族大学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的参与不仅为搜集翻译整理工作增加了力度与深度，同时也为日后民间文学调查整理与学术研究工作积累了田野经验，打下了学理基础，也助推了民间文艺后备人才的培养。

20世纪60年代，云南大学中文系师生又多次组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深入云南省西部、西北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着重对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藏族民间文学进行搜集、翻译与整理，又发掘出一批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长诗。

云南是民间长诗的富矿。1984年开始被称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简称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编辑和出版工作期间，云南省有关部门又组织专家学者和学生到各民族生活地区，再次进行民间长诗挖掘、搜集等抢救性工作，又整理出一大批云南民间长诗，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一国家重大工程提供了丰富而厚重的第一手珍贵材料。

从民间长诗的叙事方式来看，云南民间长诗可分为民间叙事长诗与民间抒情长诗两大类。叙事长诗以人物为核心，叙述人物悲欢离合的历史故事，结构完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即使带有抒情色彩，也不像抒情长诗那样偏重主观感情的抒发。从叙事长诗的题材内容来看，包含历史人物叙事长诗、历史事件叙事长诗、婚姻爱情叙事长诗、日常生活叙事长诗及其他类叙事长诗，主要代表作有哈尼族的《多沙阿波》、壮族的《娅王》、瑶族的《八角王》、傣族的《阿銮和他的弓箭》、白族的《李思维告御状》、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娥并与桑洛》《线秀》等等。抒情长诗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为主，即使叙述历史人物也主要以抒发主观感情为主，与叙事长诗相比，抒情长诗虽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与生动的人物形象，并以第一人称叙事，却能给听众带来极强的真实性、现实性与现场感，富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主要代表作品有彝族的《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阿惹妞》，纳西族的《雨水相会》《蜂花相会》《游悲》，傣族的《凤凰情诗》《鹦鹉情诗》，布依族的《哭嫁歌》，普米族的《伤心掉》等等。

长期以来，云南各民族丰富的民间叙事长诗，一直以族别单行本出版发行。时至今日，全国各地展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卷》各民族卷本的编纂工作，立足区域特色，民间叙事长诗专家甄别遴选出符合中华民族精神的经典性作品，彰显中华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凝聚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这些对于进一步筑牢和夯实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意基础，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当代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