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刻，浙江联合出版集团所属之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部重要的主题性作品——胡宏伟的《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不只是一部特色鲜明的长篇纪实文学，更是一部有着强烈个人印记和鲜明理性思考的长篇史志性著作；对这部作品的观察不仅是一次文学研讨，更是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次整体回望与思考。

我之所以作出以上的判断是基于作品本身鲜明地呈现出两点突出特性：一是选材的典型性；二是浓郁强烈的个人理性思考。

作品整体立意显然旨在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光荣与梦想而放歌，这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题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尽管如此，作品的这种整体立意毕竟还是通过浙江这样一个人口不过5000余万、陆域面积只有10万平方公里的小省来体现，浙江能否承受这样的使命之重？为此，胡宏伟给浙江打上了两个耀眼的烙印：一是“中国模范生”，二是“东方启动点”。关于“中国模范生”，作品亮出了一连串客观而耀眼的数据：“1994年后，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省构成的第一经济方阵虽然彼此位次各有先后，但在中国遥遥领先的格局从未改变”；“自1985年起，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连续33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乡镇；200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取消农业税；201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这样的成绩单在改革开放这样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中与“中国模范生”的称呼显然相匹配；而关于“东方启动点”，坦率地说，本人一开始多少有些犹疑，但看到作者对“启动点”的内涵有自己设置的限定——“在很多情况下，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发，进而绽放于中国”，再联系许多耳熟能详的诸如“温州模式”、诸如马云的事迹，且浙江又位居中国之东，因而“东方启动点”之说也不为过。而正是这两个鲜明的烙印，胡宏伟以浙江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样本进行透视，其典型性当毋庸置疑。

再说第二点。在《东方启动点》中，我们不时能读到胡宏伟的个人“金句”，诸如 “如果没有人的解放而仅有财富的解放成为改革的全部内涵，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改革是苍白且灰暗的”；诸如“中国改革不欢迎颠覆性对抗，根本的目的是在温和变革中推进和谐进步”；诸如“我们已经告别了改革攻坚目标十分明确的纯真年代，大无畏的改革勇气不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利益的多元化使得改革的含义同样变得多元化，在令人振奋的改革口号声中，我们的眼前却常常是大雾弥漫”。“从浙江到中国，下一个40年充满不确定的悬念。惟一确定的是，我们只有将改革进行到底，别无他途”……如果说上述这些还仅仅只是作者在叙事撰史之时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而发出的几句议论，那么作者对改革开放40年更多的理性思考则渗透在对作品整体虽看似不动声色实则颇有讲究的谋篇布局之中。

比如，全书“由两册六部十七章”组成，“六部”的划分其实是作者依据自己的思考将浙江改革开放40年所切的六大板块，而在具体的时间切割点上与一般史著的划分又并不相同。全书上下两册各三大板块，上册的三个切割点：“一是1985年‘温州模式’浮出水面；二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三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断被正式载入修改后的国家宪法。这三个切割点分别确认了中国改革1.0时期的三个本质性命题：社会主义能不能发展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能不能培养市场体系？社会主义能不能壮大非公有制经济？商品、市场、所有制，三大命题均首先在浙江获得了重大破冰，甚至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提升”。下册三大板块划分的内在逻辑同样如此，作者认为“在中国改革2.0时期的浙江实践中，有一个新起点和两个分隔点：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擎画‘八大战略’新方向为新起点。两个分隔点分别是金融危机来袭，浙江粗放型低端增长方式深层次矛盾突显；北浙江及互联网新经济全面崛起”。由此可见，作者的这种切割显然是立足于浙江的改革实践，同时又置于整个国家改革整体的大背景之中，而这样一种不同于常态的切割则无疑是作者理性思考的结果。

比如，全书十七章的划分同样也是一种精心思考的结果，其基本逻辑大抵都是由某件事某个人引发出某个话题所构成，诸如第一章的包产到户缘起；第二章的“温州模式”出山；第三章的产权大变革；第十一章的浙商政治图谱；第十六章的政府自我革新等等。看似话题引领，实则问题导向。没有问题形不成话题，能够发现并抓住问题的密钥则只能是理性的选择与思考。

《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无疑是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出版中涌现出来的一部重要作品。说它重要就在于它既有对浙江改革开放实践的精心梳理，又将其置于全国改革开放的宏大背景之下；既有扎实的客观事实呈现，又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与理性判断；既立足于过往40年的辉煌历史，又有对未来发展的前瞻与警示。这就是该书的价值长存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