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眼 南仁东传》这部作品，按某种说法是“命题作文”。2017年11月，我接到中宣部宣教局让我创作一部南仁东生平事迹长篇报告文学任务的时候，已知南仁东是中宣部将要授予的新时代第一个“时代楷模”，心想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心中涌起一种光荣感。但是，我没见过南仁东，也不可能采访到他了，能不能写好，我心中是忐忑的。接到任务的第二天，我就去了贵州天眼基地。

后来，我在书中写道：在采访中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不朽。我看到了真正的生命并不因为身体的逝去而消失，南仁东就活在他的同事和学生们的心中，也栩栩如生地活在贵州干部和农民们的讲述中。我甚至感到，我的整个采访，其实就是在“访问不朽”。

采访中还发现，在中国天眼22年的建造历程中，南仁东的领导、同事、学生，与之相处多是“阶段性”；即使在同一时间段，各人也只是接触到这个“总工程师”工作的一部分。需要了解的不只是南仁东做出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写出南仁东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如何把诸多“碎片似的采访”结撰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去尽可能准确地写出南仁东的一生，这是一个激励我去迎接的挑战。迎接这个挑战，最基本的就是要扎实地在采访中学习。

我还看到了中国天眼所凝聚的先进性是怎样不同凡响。我看到人类天文学可分作三大时代：用眼观天的第一时代，用光学望远镜观天的第二时代，用射电望远镜观天的第三时代。在天文学史上并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划分，是我为了便于理解才如此描述。简言之，天文学是人类最古老的自然科学，中国因古代天文学发达而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农业文明。此后哥白尼、伽利略用光学望远镜观天，由此催生的科技进步竟推举出工业时代。在天文第三时代，中国继续落后，但2016年中国天眼横空出世，这标志着中国再一次挺进到世界天文的前沿，它对我国在科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我由此理解了党和国家为什么对“中国天眼”这么重视，为什么称之为“国之重器”。我想有必要把这个题材放在人类的天文和科技史上去考察，以增进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

在采写中我还发现，世界上的科学家传记，极少写到普通人对重大科技创造有什么贡献。但中国天眼的建成，远承着南仁东青年时代与工人们同甘共苦搞科研所给予他的滋养，在贵州选址更得到很多农民群众持久的帮助……于是，我需要写出南仁东这个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科学创造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满身都是工农气息”的中国式科学家。这样的传记，就是中国故事、中国情怀、中国力量。

更重要的是，在采写中我发现，南仁东前十多年的努力，曾力争把“大射电望远镜”这个国际项目引到中国来而未能实现。在极端的困境中，他反省到，多年来我们在“引进”中忽视了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损失很大。由此他决心找回“自力更生”，向国家提出完全由中国自己来独立创造，得到批准。此后近二百家大学、科研院所和大中型企业，包括一百多位科学家在内的五千多人直接参与中国天眼建设，巨大的研发力量在“自力更生”的旗帜下仿佛瞬间迸发出来，最终实现了“弯道超车”。这表明中国内部蕴藏着多么巨大的科技创造力。如果举国都像时代楷模南仁东这样自力更生，则新时代中国的前途不可估量。这是我在创作过程中开掘出的重要主题。

曾任南仁东助理的科学家张承民说，南仁东在最艰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世界看不见FAST，世界应该看到中国人的顽强奋斗。”他说，天眼大家随时都可以去看，但为之的奋斗已经消失在历史深处。中国天眼是物质的，《南仁东传》是精神的，物质与精神密不可分，二者都很重要。我以为这是对我们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很大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