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成都，我坐在家中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在古代神话世界中徜徉。下午2时28分，世界开始摇晃，抬头看见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一些缝隙中还喷吐出股股尘烟。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中的神或魔愤怒时，世界也会像人恐惧或挣扎时一样剧烈震颤。我可能花了几秒钟时间判断，这些震颤与摇晃到底是现实还是正控制着我的想象。终于，我确定震动不是来自故事，而是从地板从座椅下涌上来，差点把我摔倒在地上。不是陷入想象世界不能自拔时的幻觉，而是真实的地震。

天亮了，关于惨重伤亡的消息越来越多，整座城市的气氛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必须做点什么。平常，成都到汶川，两个小时车程。现在，近路断绝。绕行的路线是八百里公路山路，整整两天。路上，余震不断。我的车伴我穿行在这些险象环生的山路，至今车身上还有两颗落石砸中的伤痕。一处在挡风玻璃上，一处在引擎盖上，修车时，我特意叮嘱把大伤平复，小伤留下。

后来又去过许多灾区，一万多人口的映秀镇伤亡过半。山清水秀的北川县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剩下一多半全部损毁。青川县东河口，山体崩塌，把184户人家、一所小学全部掩埋，700余人被无声无息地埋入地下。走在地震新造成的地貌上，踩着那些从地层深处翻涌出来陷脚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面就埋葬了一个曾经美丽的村庄。

那个时候，我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写作。只是想尽量地看见，和灾区的人民共同经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尽一点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那时，很多作家都开始写地震题材，我也想写，但确实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这种警惕发生在地震刚过不久，我们写作地震题材的作品，会不会有意无意间带上点灾民心态？让人关照，让人同情？那时，报刊和网站约稿不断， 但我始终无法提笔写作。苦难？是的，苦难深重。抗争？是的，许多抗争故事都可歌可泣。救助？救助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但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些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即时传递。自己的文字又能在其中增加点什么？黑暗之中的希望之光？人性的苏醒与温度？有脉可循的家国情怀？说说容易，但要让文学之光不被现实吞没，真正实现的确困难。

又写了几本书，《瞻对》《蘑菇圈》《河上柏影》和《三只虫草》，都不是写地震。

灾难还在发生。2013年芦山地震、2017年九寨沟地震，都离汶川地震发生地不远。2017年6月24日，一个叫新磨的村庄被滑坡掩埋，60余户人家、近百条生命瞬间消失。地质专家认为，滑坡是汶川地震后的地质应力改变。

大地并不与人为敌，但大地也要根据自身的规律发生运动，大地运动时生存其上的人却无从逃避。

我不在灾区，但剧烈的创痛同样落在我的心头。而且，只是写出创痛吗？或者人的顽强？但这种顽强在自然伟力面前又是多么微不足道。

我唯有埋头写我新的小说。惟一的好处是这种灾难给我间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地炮制速朽的文字。 就这样直到2018年，十年前地震发生的那一天。我用同样的姿势，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这回，是一个探险家的故事。下午2点28分，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半小时后，情绪才稍微平复。我关闭了写了一半的那个文件。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从开始，我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 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我只有这个强烈的心愿。让我歌颂生命，甚至死亡！除此之外， 我对这个正在展开的故事一无所求。五月到十月， 我写完了这个故事。到此，我也只知道，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

这只是一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所以，在这里要说的，也只是如何让自己放不下这段记忆的一些经历罢了。如果再多说一句，也只能说，我喜欢自己用颂歌的方式书写了死亡，喜欢自己同时歌颂了造成人间苦难的伟大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