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退稿的经历，我可能并没有什么发言权。一是我以前写得少，二是我记忆力的问题。我大脑总是过滤掉不愉快的经历，选择那些有益于它茁壮生长的。不过，这也算是人类的进化。想到我的大脑还是往积极方向发展的，就感到无比欣慰。不过，我写下的这段话，是我的大脑指挥的。难道人类的大脑也善于自我剖析吗？

说实话，以前的我没啥追求。我和我朋友谈起我的理想：以后，我要当一个作家！我朋友眨巴着眼看着我：你是想坐在家里吗？现在我思考这个对话，只得庆幸我家里没矿。要是有个金矿煤矿什么的，我就只能当个“坐家”了。讽刺的是，从小到大，我都是理科比文科强那么一点。这和我父亲有关。我父亲上学时，数学总是全校第一。后来高二时，他读到了一首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他说，他一下子就被击中了，立马从理科改为文科。所以，我爸被文学拐跑了，到了我这边，干脆一溜小跑，跑没了。

值得我父亲老庞欣慰的是，我对字词有特殊的敏感。我2岁时就开始识字，5岁时就写下了第一首诗。我对老庞说，我将来要当一个诗人。老庞却忧心忡忡，然后送我去学了奥数。我能理解他的想法：毕竟高考不考诗歌。就这样，一个未来的诗人被高考掐死了。不过，她又变成了小说家。我第一篇小说是在初三的暑假写的。老庞去上班了，我玩他的电脑。玩电脑多没劲，我开始打字。那篇小说我只写了一个下午。我将这篇小说和其他作品投给了《少年文艺》，《少年文艺》居然给我发了专辑，包括我的诗歌、散文。我可算吃了一惊。更吃惊的是老庞。因为我不会投稿，没有联系方式，《少年文艺》的编辑老师很头疼：稿费怎么给？《少年文艺》的主编是老庞的朋友，于是就问他：你知不知道靖江有个叫庞羽的作者？就这样，老庞发现了我玩他电脑的事实。

老庞没有责怪我。我知道他挺高兴的，但如果我考上了个好大学，他会更高兴。然而在高中时，因为一些事，我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最艰难的3年。毕业时，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写诗了。事实上，现在我也不会写了。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南京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我想，当个编剧也不错。于是，听听课、看看书，和朋友聊聊天，成了我大学的全部内容。没有人注意到我，我也不想被谁注意到。只是偶尔在图书馆，我看着各位前辈的书，心血来潮也写上两篇。和以前一样，我还是不会投稿。在家里的杂志上，我找到了它们的邮箱。大一到大三，我一共被退了10多次稿子。我那时并不清楚小说是什么，只是写个故事，再投出去。总的来说，那时我对小说的认识很浅薄。因为浅薄，我对于“退稿”常常怀有无所谓的态度，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我就写着。至今我还有这样的想法：无所谓这个世界说什么，我存在着。我一直在凭一己之力与这个世界对抗。但我经常打不过它，打不过就跑，跑不过就继续跑。我认为这才是个作家。至少是我从小梦想成为的那种人。

然而到了大三那年，一切都不一样了：我遇到了毕飞宇老师。某一天，图书馆的夕光照亮了我，我感到我快悬浮起来了。于是有了那篇《佛罗伦萨的狗》。这篇小说让我挨了不少“表扬”。说实话，我是“懵”的。我不知道那篇小说有什么好，我只知道它被我完成了。然而，毕老师给了我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东西：信心。无论你在何时，无论你写下了什么，只要你觉得你写的文字是值得的，那它就是值得的。也许不会有人欣赏它，但你从中得到了最极致的愉悦；也许很久以后才会有读者，那你算是幸运作家的一员了。前路不必问结果，每一步都是你的珍贵。

现在想来，我很珍惜那些被退稿的经历。那是一个作家梳理自己羽翼的时光。一个人想要飞得高，就必须经历阵痛与洗礼。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后来得了全国小学生作文一等奖。我不记得名字了，但我记得内容，讲的就是帝王蛾破茧重生的故事。我一直记得我写的这篇作文：如果帝王蛾忍受不了痛苦，那它只能当一辈子的蠕虫；如果帝王蛾拼尽全力钻出了虫茧，那它就能飞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作家必经的过程。也许昨天退稿很多，今天比昨天还多，明天可能还有更多，那我们就必须相信后天。而到达后天的条件是，你要忘掉昨天，过好今天，为明天做准备。

在《佛罗伦萨的狗》之后，我还经历过不少退稿。有的退稿提醒了我的不足，让我不断学习改正；有的稿件命运多舛，最后如帝王蛾般破茧重生，结果令我也想象不到。只是，在经历这些退稿的时候，我变得既“有所谓”又“无所谓”了：有所谓的是，被退稿，意味着我的稿件可能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它是我的孩子，我必须对它负责；无所谓的是，作为一个作家，我拥有着最宝贵的信心，只要我带着它，这个世界谁也夺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