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像油盐酱醋一样浸透着我们的生活，凡一说到美，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意识的自主审美，也就是对象化的审美。审美呢？又分为日常审美和艺术审美。无论是日常审美，还是艺术审美，构成美的因子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集合体。每一个美的构成分子都会影响美的最终效应，以及构成美的内部杠杆问题。也就是说，只有美分子之间和谐度达到一定的力学效应之后，才会出现柏拉图的“美的效应”，以及老子的大美无言。

所谓的美学，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枝，也就是艺术哲学论和哲学艺术论，像老子的大美无言、庄子的论艺，以及孔子的思无邪……都属于美学。美学研究不只是审美的对象和审美活动，最主要的内容还是传统文艺理论的，像如何营造美的问题、美的效应如何发生的问题，等等。

如何营造美？

在实际的营造过程中，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怕的只是通不到。

比如一些流行歌曲，把传统的说唱艺术改良进唱腔艺术里，但是他建构的声腔却无法达以和谐圆润之美，而同样说唱结合的唱法，到了有些歌曲那里，就和谐出了一种最佳的黄金比例，说和唱的结合以及转换，几乎炉火纯青的没有痕迹，构成一个动变和谐的三角函数。再比如有一个小姑娘唱的《念诗之王》，可以说没有什么艺术的含金量，恰恰正是什么也没有，却通过她的童声唱念出两耳的天趣，和谐出更原初状态的“和谐”。因为百听不厌，仔细查查才发现她是套唱别人的曲儿。可原唱和她这个套唱的审美效果却是天壤之别的。

这正应了毕达哥拉斯说的：“音乐之所以神圣而崇高，就是因为它反映出作为宇宙本质的数的关系”。换言之，也就是万般艺术和宇宙的构成基点都是数理和谐的，最典型的除了绘画，就是音律，比如，按比例划分一根振动的弦，就可以产生出悦耳的音程：1:2等于八度，2:3等于五度，3:4等于四度。可以说，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无论是听觉和谐，还是视觉和谐，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大美之标都是数理和谐的结果。正如大数学家莱布尼茨说：“音乐，就它的基础来说是数学的，就它的出现来说，是直觉的。”

当然，中国音乐更是数理，如《吕氏春秋》所言：“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内在和谐性，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的根本动力”（爱因斯坦）。所以中国文化里无论是音律、天道，还是民俗、地理，都讲究和谐而乐。比如中秋节、元宵节，都是和乐文化的结果，喻指一个家庭团圆和美，有大人有小孩，有掌外者也有主内者……和合才美，和合才乐，它用在艺术里，也就相当于各个美分子和谐相处着的共在。除了和乐文化，中国还有一个词叫文采飞扬，一般都用于夸赞文笔，事实上它原指音乐数理上的和谐之美，也就是说只有数理之比和谐了，音乐才能飞得动、飞得起，否则就是哑音。再像唱歌、弹琴、吊嗓子，练一生，不过是找一个准确、更准确的点——声点，从而和谐出最佳的黄金比例，让音之文采飞扬而动。

当然，美，不止是数理和谐出来的直觉判断，审美活动之所以产生，还有公共经验的支持。或者说，所有的审美，都是建立在公共经验的基础上，只是经验分为没有内化的经验，需要意识反思，以及内化后的经验，也就是西方哲学正努力探索的假象直觉。比如学习，可以说我们的启蒙教育始于12345，等我们学到万家学科的深入，研究的还是12345，从中国数理到八卦，到乐理……皆是如此，可惜能学到这个深处并能共知其理者少之又少。再比如说相声，同样一个包袱，能不能抖响，看的就是说家和听家之间有没有公共经验。比如：“你大声点，不费电！”如果这个包袱在清朝以前就没有构成笑点的基础。再比如“天上才三天，地上已三年”，如果读者不知道道家炼丹术的数学规则，你看到的只是神秘主义。从而我们可以看出，艺术不是单纯的数理直觉，而是抽象公共经验的结果，也就是文艺理论上说的普遍性。

无论是莱布尼茨，还是克罗齐，这样定义美都是非常深层的美，或者说是微观世界里数学和谐之美的直觉判断。

无论是视觉审美，还是听觉审美，不管学问深浅，审美活动的第一直觉判断总是合拍的，或许说不出个所以然，就觉得反正就是一个好，这个好的直觉判断就是源于数学和谐问题的直觉判断。应该说从营造学来说，它是经验内化后的数理直觉，从审美活动来说，又分生活审美和艺术审美。任何美的构成分子都不是单一的，所以美的最终效应必须是经验后的数理几何的直觉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