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根深叶茂的文坛常青树，“获奖专业户”、“文坛劳模”，不到20岁就以小说闻名文坛，他就是作家李国文。1980年，他的小说《月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他又以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摘取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从此，李国文的名字频频与各种文学奖项结缘。我想这与他不断追求艺术创新，解放文学观念，成为“自立门庭，另辟蹊径”的勇敢先行者是分不开的。
近期笔者在整理作家手稿时，看到了李国文创作的两篇小说作品，一篇是发表于1957年《人民文学》第7期的《改选》，另一篇是发表于1985年《中国作家》第2期的《危楼记事之二》，两篇小说手稿现保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恒温恒湿的作家手稿库中。
《改选》手稿是用蓝墨钢笔书写于红格稿纸上，首页上端“《人民文学》发稿签”上写有：“1957年第7期第2篇，共29页”字样，而我馆收藏的《改选》手稿只有28页，缺最后一页。查看1957年的《人民文学》发现，《改选》刊发在1957年第7期第1篇。1957年7月8日，《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如期面世，这是创刊以来最丰盛的一期，篇幅增加了二分之一，沈从文、老舍等名家荟萃，而李国文的《改选》赫然列于“头条”位置。
《危楼记事之二》手稿54页，作者用蓝墨钢笔书写于“20×20”“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纸”上，字体横平竖直，方正工整，仿佛在刻蜡版；从表面看，整部手稿除偶有编辑用朱笔修改的痕迹外，没有任何字迹的修改。再仔细查看，手稿每页都作了修改，少则二三处，多则十几处。因作者不作涂改，而是裁剪相同大小的稿纸，写上正确的字粘贴在错字上。因格线对得齐整，不能一下发现其中的“秘密”。作者这种细致认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令人敬佩、叹服。
下面笔者试图从《改选》《危楼记事之二》两部作品入手，看看二者在创作手法、创作风格上的异同，探寻李国文在艺术道路、艺术风格方面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足迹。
真实的再现与内在的表现
展读李国文的《改选》，我们似乎是在展读一幅惟妙惟肖的真实生活画卷。掩卷回味，“腰弯驼背、手拄拐棍、整天马不停蹄为人民做实事的‘老郝’”、“脸憋得通红，咬着钢笔杆，埋头写‘样板’的工会主席”、“埋在圈椅里，满嘴‘计划性’的房产科科长”，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的言谈笑貌、行为举止、关系纠葛构成的一幕幕故事，就像生活本身在我们面前重演。
《危楼记事之二》写实色彩明显减弱，作品从“再现”转为“表现”，由“形似”转为“神似”，由注重生活外在形态的真实转向侧重内在所隐含的真髓深蕴。作品较多采用夸张、变形以至怪诞的手法，以达到描述“文革”中的荒唐事、创造幽默感的目的。
“危楼”实际上可以视为一个提炼出来的典型“社区”。它借助的是对于现实社会的剖析，从鲜活的生活形态中伸出笔触，而达到对于历史文化的把握，把文化结构、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统一起来。作家描摹的虽是“危楼”里充满市井气的芸芸众生群像，勾勒的虽是“文革”大画面中的一角，但却深刻地揭示了那狂悖荒唐年代的本质和那个年代留下的令人深思的后遗症。
二马科长争当黄花鱼科科长未遂，于是提前办理丧事；二马从“渔行小跑街”成功升至大学副校长；八哥将“永远健康”念成了“永远荒唐”，从而招来了杀身之祸， 这些可以称之为喜剧或闹剧的情节，充满了黑色幽默，以至于荒唐、怪诞，让人瞠目结舌。李国文的幽默虽然是以夸张的笔调拉开了与实际生活的距离，但他把“喜剧”的时代精神与悲剧的人生内容结合起来，实现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反思。突破了现实的表象层，以独特的审美目光深入到现实的内部去挖掘更深层次的审美内涵。
情节化结构形态与象征化结构形态
《改选》的主要事件是工会的一次改选活动，围绕这一主要事件展开的情节，凸显的是老郝的个性形象。把老郝在小说中此时行动和插叙中的以往行为纠结在环环相扣的情节中，性格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情节结局不断累积的过程。正是因为小说结构形态有着因果链条的连结贯穿，老郝的最终当选自然地顺应了这种秩序，成为情理之中的必然。
小说通过为工友送葬、维修工房、修建休养所等细节和场面的描写，从不同侧面表现着老郝的性格，烘托出他在工人心目中的地位，以此与整天躲在办公室设计“样板”的工会主席形成鲜明对比，使情节沿着人物内在的情感逻辑向前发展。而改选这一事件潜隐的核心冲突：工会主席设计的工会委员名单和工人心目中的工会委员形象相悖，最终在选举大会这一情节高潮中明朗地爆发出来，情节以老郝当选却默默死去结束。
《危楼记事之二》写的是“文革”10年中的世态人生和“文革”后的种种后遗症。作者将 “危楼”一隅作为小说的背景，那座“因为风吹雨淋、日晒霜打、东倒西歪、日益衰朽”的岌岌可危的三层楼房，便是一个意味深远的象征，象征着“文革”10年风雨飘摇的中国。
“危楼”这一突兀升起的意象像个魔影伴随并控制着“危楼”中各色人等的行为、心态和思想。作家要借用这种戏剧性的情节来展示人生的荒诞和非常态特征，并不打算构造情节的完整性、逻辑性， 这一点迥异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特征。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作品中人物本身有限的小天地与社会历史这个大千世界联系起来，有助于通过类似事件的对比而深化作品的主题，使内涵更加丰富，作品更加含蓄深刻、幻化色彩更加浓厚，读者阅读兴味更加强烈。
社会视角与人性视角
从《改选》到《危楼记事之二》，二者的创作视角发生了变化，由社会政治视角转向人性视角。《改选》反映出干部是当公仆还是当老爷的矛盾。小说通过形象的描写，热情歌颂了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良好作风，鞭挞了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可以非常直观地体现作者的“政治现实观”。《危楼记事之二》是一部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作品，李国文的关注点不再是浅表层的政治因素，而是把目光集中到人性基因与人性变异这一层底蕴上。他笔下的“文革”再也不是新时期伊始一些同类题材作品中对于弥漫战火与硝烟、血与泪的政治动乱表象的逼真描写，而是从一幕幕人性的大解剖、心灵的大搏斗中展示出民族的大悲剧。视角的彻底转换是李国文实现其开放现实观、拓展直面人生视野的方略。李国文在直面人生、观照现实时自觉突破并彻底摒除那些人为的、规范化的“人生模式”，回归到对现实人生的主体——人自身的关注上。
《改选》和《危楼记事之二》两部作品中叙事主人公发生了改变。《改选》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去营构故事，《危楼记事之二》中大都改换成了第一人称，而且，这个“我”一般是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一个故事的旁观者，同时又兼具着叙述人的角色。“我”作为故事叙述的主人公，主要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反观主要人物的言行，达到反讽的效果。叙述人身份的选取也是李国文破除人为的、规范化的“人生模式”（政治模式）的有效手法。叙述人的这种双重身份对于作家全面地把握现实，无障碍地直面人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他可以自始至终地参与事件的全过程，具有从总体上全面观照与把握现实人生的条件。
《改选》和《危楼记事之二》不同的创作风格，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和艺术精进不懈的作家，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直走在艺术探索、不断创新的前列。他“横空出世，又独立于世”，“心系传统又不墨守传统”，“自成一格又不拘泥一格， 始终走着特立独行的路，念着与众不同的经”。 他的作品能使读者感同身受，体会那种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生滋味，有时甘甜，有时苦涩，有时清爽，有时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