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西北位于广西西北地区、云贵高原南麓，其区域范围为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划中的河池市。这一带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石山连绵，峰丛林立，山势很高大，属于全石山地区，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桂西北又被称为“广西的西伯利亚”，在地域组成上被戏称为“边角废料”。桂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地，这片土地有着自己奇异的自然地理特征及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奔腾咆哮的河流，荒莽险峻的大山，云遮雾掩的村寨，再加上热能丰富、雨量充沛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使得桂西北世居民族形成了相对独立自主的与当地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习惯,并逐渐孕育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与外界文化有所差异的桂西北地域民族文化传统。桂西北风华毓秀的山水意蕴和淳朴悠久的民俗风情孕育出了一个在广西文坛乃至全国文坛都颇负盛名的桂西北作家群。桂西北作家群作为广西文学创作队伍的主力军，近年来在小说、散文、诗歌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成就，撑起了广西文学欣欣向荣的景象。

因为生长于山高壑深、偏僻贫瘠的环境中，少年时期尝尽生活苦难的桂西北作家们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大都采用“苦难叙事”的创作手法，去营造作品中的苦难意境。但是桂西北贫瘠的地理环境没有压垮作家们的人格，反而在他们内心深处酝酿出火一样的热情，并由此激发出一种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比如都安瑶族自治县的“雄心征服千层岭，壮志压倒万重山”口号，就是桂西北人民这种奋斗精神的绝佳概括。如果说，恶劣自然环境所催生的苦难意境是作家们对于命运的不甘或对现实不公平的呐喊，那么，奋斗精神就是作家们对于命运的坚定反抗，是改天换日的英雄主义梦想在作品中的升腾，充满震撼山岳的豪迈气慨。这种苦难意境的营造与奋斗精神的书写，在桂西北作家们与扶贫相关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多年来一直是扶贫攻坚主战场的桂西北，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扶贫攻坚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比如20年前的1999年1月2日，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兴乡骨龙村党支部书记王任光就因为带领群众修路而不慎跌下悬崖殉职，年仅41岁。当时的桂西北作家们就纷纷以王任光的感人事迹为材料，创作了不少经典的文艺作品。同为都安籍的时任广西文联主席蓝怀昌与冯艺合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云山朗月》；罗城籍的时任广西戏剧家协会主席的常剑钧等编创了大型彩调剧《大山小村官》；此外，以王任光事迹为素材的电视剧《苦楝树开花的季节》，获得了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及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骏马奖”一等奖。

直到十多年后，同为都安籍的潘红日为完成中篇小说《报道》，仍旧多次前往骨龙村采访王任光家属及生前同事，捕捉创作素材。这篇小说发表于2014年第7期《小说月报·原创版》，很快被2014年第8期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头条转载。小说写了贫困村修路难的处境，主人公老跛和儿子都因修路而死，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反贫困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一年多后，在精准扶贫嘹亮号角的召唤之下，作为河池市文联主席的潘红日以三个“最”（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级别最高）身份前往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通过亲身体验完成了长篇小说《驻村笔记》（作家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2019年11月，这部小说获得了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与《报道》中主人公老跛的名字一样，《驻村笔记》中红山村党支书兼村委会主任韦鸣炮的外号也叫老跛，这应该是作者对处于扶贫攻坚战场最前线的基层干部的致敬。小说以市文联主席毛志平带领的精准扶贫攻坚第七小分队的视角展开，围绕红山村架桥修路的矛盾冲突推进。在小说中，当下精准扶贫攻坚战中各式各样酸甜苦辣的场景都得以原汁原味地展现。当然，作者并不仅仅停留于展现扶贫生活、反映社会现实的层面，而是直面扶贫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深层矛盾，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既写出了扶贫干部在面对“形式主义”“痕迹主义”时的艰辛与无奈，也刻画了他们迎难而上、真抓实干、敢做善成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小说的语言极具桂西北叙事的特征，比如“颠仔”“野仔”等称呼、“补粮”“做道”等民俗，都是独具桂西北地域特色的文化基因，这样“野气横生”的语言往往带有诙谐、调侃的韵味，再加上小说中不时会融入一些风趣辛辣的小段子，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小说最后，从四面八方向村部聚拢而来的乡亲们，让即将离去的扶贫干部们恍然大悟，乡亲们之所以拒绝在验收表格上签字，是因为他们难以割舍与扶贫干部们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份深厚情谊，他们对扶贫干部们的信任与拥戴，在恋恋不舍中得以真情流露。

如果说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是从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展开的话，大化籍作家班源泽的《阳光起舞》（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则是从返乡大学生村官阳光的视角展开。同样是扶贫攻坚题材的长篇小说，前者是一个外来的“他者”视角，而后者则是本土的“自我”视角。大学生阳光有太多理由不留在村子里面，他有能力去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赚更多的钱，只要他走出山门，外面的世界就会向他敞开胸怀；更何况他的城里女朋友光晓艳和他回村住不到两天就因为忍受不了乡村的恶劣环境而独自离开，他完全可以尾追而去。但是作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当乡亲们需要他留下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时候，他选择了留下来。在桂西北的文化场中，感恩精神是最为亮丽的底色之一。尽管桂西北作家们大都在封闭贫瘠的自然环境中成长，但是他们并没有抱怨桂西北故土的野性荒蛮，没有如弃敝屣一般地把故乡的山水及亲人抛之脑后。班源泽笔下的大学生阳光之所以愿意返乡当村官，完全是因为对故土的赤子之心、热血之情、挚爱之意。他耗尽所能，引导群众修公路、办养牛场、建编织品加工厂，让村民们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小说中所表现的各种民风民俗、生产生活等内容，带有浓郁的桂西北色彩。比如山歌文化和铜鼓文化作为小说的主要文化背景，贯穿始终，小说人物阳光、光彩、阳大甘、光云絮等不仅生活于山险、林密的桂西北物理空间之中，还生活于歌的海洋、鼓的世界的精神空间之中。在乡亲们的歌声与鼓声中，扶贫工作中最重要的“扶志”和“扶智”两大任务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村民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整个村子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也增强了。

关于“扶志”和“扶智”，同样到贫困村当第一书记的都安籍作家李约热在他的短篇小说集《人间消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的第一篇《村庄、绍永和我》中，有着更为深入的刻画。作为第一书记的“我”初到村里，本想大展身手，可是在沉寂、滞重、没有生气的村庄氛围面前，“我”所有的努力都陷于徒劳，就连如何开导因深陷传销回乡后变得沉默不言的绍永也是束手无策。沉默寡言、多次自戕的绍永其实就是村庄的缩影，要想让他重新变得生机勃勃，只能靠“扶志”和“扶智”。小说的最后，邻居家小孩的意外让“我”顾不上绍永的自尊，直接踢开他的房门让他和“我”一起送三根血淋淋的小孩断指到医院去。这三根断指让绍永从自我封闭之中突然醒来，在前往医院的路上，他不断重复着：我们还能快点吗？这一刻，绍永完成了向死而生的涅槃，而“我”能够把绍永唤醒，意味着“我”的驻村扶贫工作将走上正轨。

在当下如火如荼的扶贫攻坚战场上，桂西北作家们一直没有缺席，他们通过自身体验，努力“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给当代文坛贡献了一个个优秀的扶贫题材文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桂西北作家们会继续与时代同呼吸，创作出更多的反映精准扶贫成功经验和先进典型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