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会知道，2020年的春天是以这样的面目和我们相见。

2月10日早上7点，我坐在被红色警戒线封闭的17楼窗前，试图将这份所谓的创作谈推倒重来，我坐了3个小时，写不出任何一个字。我一遍遍认真数着窗外的人和车。三个、五个、七个……我希望数目多起来，我又担心数目多起来。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正在呼喊：少出门，勤洗手，戴口罩。是的，我终究坚信，数目一定会多起来的，多得我数也数不清，我的城市终究要被“车水马龙”这个词语形容。

如同我走进重症监护室，走进精神病院，为的只是走出来。这样想着，我把我的心安定下来，往时间的前面走。

2013年3月28日，我申请进入川城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成为一名义工。对于重症监护室，我曾经是隔膜的，或者说，我假装看不见。尽管我工作的护士学校隶属医院，重症监护室就在我身边。每天上下班路上，我低着头匆匆忙忙经过它，经过外科楼、手术楼。我不了解各科室职能，不了解临床一线的水深火热。医院里每天发生的生死救助、生死别离，仿佛和我没有关联。

然而有些东西必然逃不过。譬如衰老、疾病、死亡。我们一度以为它们只是属于别人，我们活在自己的“生”里。活得麻木、苟且，忘了“生”的背后还有一个“死”。

进入重症监护室，我真实地感觉到“生命”这一行动的艰难。冷汗淋漓向前，心力交瘁向前，我推着自己向前。历经死里逃生，历经九死一生，历经那些不眠的夜晚，它们填充我，我像个孕妇，产下死亡之外的东西：信念、坚守、救赎、还有爱。

那最终离世的人，我为他最后一次清洗脸，最后一次整理衣领。我把他送上平板车，陪伴他走向太平间。我握住他的手，最后一次把人间的体温传递给他。我爱他，他把我的死亡提前支取出来给我看。

2016年3月5日，我再次以一名义工身份进入另一重“生存现场”——川城精神康复中心。我每天上完课，骑40多分钟的电动车赶到这里。在这里，有将母亲的脑袋当苹果割下来的人，因为他耳边一直有个声音在指使他，苹果，苹果，割下它。有个17岁的孩子寻找一切机会外出，因为他要赶紧出去拯救世界。他说，这个世界不对，错了，都错了。

我曾经以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然而，他们就在我们中间，他们融合在无数个家庭和无数的人际网中，与我们血脉相连。在他们的病历本上，大多写着“无明显诱因导致精神异常”。我盯着病历看，想看到这背后的缝隙，想看到在今天的现实中，每个人在他的困厄里要如何面对，如何获得应有的尊严与平等。

在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在生命沉湖的最深处，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我们枝蔓相依，悲欢与共。在最深切的生命意义的体认上，我们终将皈依人类这个巨大的母体，与这个世界达成一致，更深入理解，并重新确立“生存”与“公平”的要义。

2013年至2018年，6年的时间，我在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扎下我的根。它们让我重新获得那些忠贞可靠的生活与生命的体认，我和所有人融合在一起。我成为无数个我，我是无数人们中的我。鲁迅先生说，无数的人们，无数的远方，都与我有关。

“无数的人们”是我的同路人，是我的唤醒者，是我的开拓者，不断开拓我的生命疆域。我和他们一起写下此时此刻的中国故事。

此时此刻，2020年的春天，我寻找着人世困顿里那一份力量和情深意长。我推开电脑，又一次坐到电视机前。我看到了“逆行者”，我看到了光。北京、上海、重庆、成都、长春……中国的夜空在点亮，“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看到了新生的孩子，他的哭声那么响亮。我还看到了对面阳台上，一个姑娘在阳光里，抱着她自己跳舞。

此时此刻，2020年春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进行我们自己的“非虚构”。当下的中国，行走在这片火热的赤地之上，我身经目见的，我感怀于心的，我醒觉开悟的“都是大地、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一部分”。我和“无数的人们”一道，在生活的跌宕起伏中心怀期待、走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