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李笠翁词话》（附《耐歌词》）的编辑、注释、评析，并且为《李笠翁词话》写了长篇前言（作为学术论文已在《文艺争鸣》发表），为附在后面的《耐歌词》写了长篇校注后记（作为学术论文已在《文艺研究》发表）,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心目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总算大功告成了，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总算了结了。

这本小书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敝帚”。然而，“敝帚”就“敝帚”吧，常言道“敝帚自珍”，自己养的孩子，再丑也亲。

或问：你为何如此看重这项工作，如此看重这本书？

答曰：以往我虽然写过几本有关李渔的论著，但所论领域，始终觉得是别人已经开垦过的土地——我是在别人耕耘了多遍的土地上插空拾荒、捡漏补苗。但这次不是。《李笠翁词话》（包括附在后面的《耐歌词》）的编辑、校注、诠释、评析，是我新开垦的处女地。

我的这本书有几个“首次”：

一、首次把《李笠翁词话》印成单行本（300年来未见单行本行世）。

二、首次对《李笠翁词话》作了详细的注释和评析（三百年来未见如此注释和评析）；特别是评析部分，我是非常用心写的，亦可作为一篇篇小的学术论文。

三、首次对李渔的词集《耐歌词》进行注释（300年来没有人把它如此印出来，如此进行注释）。

四、首次披露三百年前蒲松龄家藏《耐歌词》手抄本，手抄本中还有四段批语，十分珍贵。

此外，《李笠翁词话》的前言和《耐歌词》的后记共四万余言，比较全面阐述了我有关词学的学术观点和对《李笠翁词话》及《耐歌词》的评价。这是我的两篇重要的有关李渔研究的学术论文，它们浓缩了我多年来研究李渔词学理论和李渔填词创作的学术成果。《李笠翁词话》前言两万四千多字，以《〈李笠翁词话〉之前前后后》为题发表于《文艺争鸣》2017年9月号；《耐歌词》校注后记两万言，以《〈耐歌词〉新论》为题发表于《文艺研究》2017年第12期。这两个刊物乃全国有名的学术刊物，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说明学术界对我的李渔研究和有关学术观点的肯定。黄强教授阅读《文艺研究》拙文后给我来信说：“……评价李词客观公允，挖掘李词的艺术魅力深入全面，对蒲松龄抄写《耐歌词》的版本问题分析留有余地。有此一文，李词从此可无忧矣。您可谓发现李词价值的功臣。”“功臣”云云，自然是过誉了，鄙人不敢当。我只是对李词作了一些比较认真的阅读和思考而已。

屈指数来，我在正业之外研究李渔已经整整40年。但我始终认为处于业余水平。我的一系列李渔研究工程都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类似毛泽东所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好在我的学术朋友遍天下，我不断向他们请教。从扬州大学的黄强，到我母校山东大学的小师妹马瑞芳，到兰溪李渔的裔孙李彩标，以及文学研究所我的众多同事——例如王学泰、刘扬忠、我的老同学陈祖美（这三位已经仙逝，深感痛惜），还有已经调到南方工作的蒋寅，以及虽然退休但仍不懈工作的李玫……贵人太多，恕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尊姓大名。他们年龄在我之下，但学问却在我之上。他们都是我李渔研究的顾问，是我的老师兼挚友。我的李渔研究工作是在众多师友的热心帮助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