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新时代语境下难以把握的新变之中的当下文学场域，很多文学批评家并不具备与新时代的整体文化文学语境相应的文学整体观和总体化的诗学、史学视野。而杨立元先生最新的论著《曹妃甸作家论》就从诗学和史学、美学和社会学、个人和时代、作家和地方知识的综合视野下凸显了一个批评家的眼界、襟怀以及完备的批评能力、发现能力和思想能力。
抒写一个时代，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必须具备与现实、时代乃至历史的总体对话能力。多年来，杨立元先生除了将研究兴趣投注到文艺和文学的本体问题之外，一直将研究视野和重心投入到广阔而深邃、繁复而多变的地方诗学景观之中，以河北尤其是唐山的作家群为核心，他通过独特而有体系的批评话语已经建构起了蔚为壮观的地方诗学和地方史学——比如《唐山作家论》《滦河作家论》《承德作家论》《燕山作家论》《老呔作家论》《丰润作家论》《丰南作家论》《开滦作家论》以及《曹妃甸作家论》这一系列文学工程。杨立元先生的最新论著《曹妃甸作家论》就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收获。
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作家的立足点以及文学的根系和文化的命脉注定与此息息相关。
201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和曹妃甸时指出：要努力把唐山及曹妃甸建成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窗口、环渤海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的重要支点。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北省已经将曹妃甸打造成为环渤海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平台、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环渤海新型工业化基地和首都经济圈战略支点。曹妃甸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传奇，近年来它日新月异的变化令世界瞩目。位于唐山南部沿海曾经籍籍无名的曹妃甸，因为滦河北移而形成的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岛和广袤无边的滩涂，如今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大港和现代化的滨海新城。这里成了圆梦之地和时代新声，这一亘古未有的变化对应了整体性的时代景观以及更为隐秘幽微的个体心灵世界，这都需要作家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和回答。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文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既关乎整体的文学和文化景观产生的深层动因和内在结构，又与具体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总体时代风貌丝丝相连。杨立元先生正是从此出发对具体的作家和文本进行了地方视野以及诗性和史学的多维关注，令人信服地确立了与曹妃甸地方知识、文化根系和新时代精神相连接的独特的文学景观。
《曹妃甸作家论》是研究者对地缘文化的深度观照和内在揭示。
确实，曹妃甸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特殊的经济地位造就了曹妃甸独特的地缘文化和地方风貌。自古这里就是文化的走廊，是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交汇点，是东北文化、京津文化、老呔文化、中州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河海文化、海洋文化的融汇之地和荟萃之乡。尤其是新世纪和新时代以来，曹妃甸更是创造了大工业与大农业完美契合的独特景观，这是历史和现实的交响。尤其是曹妃甸多元文化的激活，对新时代曹妃甸的作家群是新的机遇和挑战。杨立元正是及时地抓住这一关键的文学基点，深入剖析了文化和时代融合视野下曹妃甸作家的个性风貌和整体特性。杨立元先生强调曹妃甸的作家群落被新时代语境下“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大变化所鼓舞和感染，以情为墨、以笔为旗，写就了一部部心灵史、地方风物史以及时代发展史，成为曹妃甸建设发展的生动写照和诗化记录，这是曹妃甸文化发展繁荣的文学档案和时代证明。
《曹妃甸作家论》印证了深厚的历史容量和鲜明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
这部书对历史和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和谨严的阐释，在纵深向度上归结了曹妃甸文学的历史背景、时代现状、发展规律和创作特点。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墨西哥伟大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过“我们都是时间”，约瑟夫·布罗茨基则强调“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而这一“时间”和“记忆”既指向了个体生命和存在境遇又关乎整体视域下现实、时代以及历史。新的时代境遇和现实场域也必然要求作家们打开眼界进而拓展文学多样化的应对方式。无论是个人的精神生活还是时代整体性的公共现实，作家都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的梦呓者。《曹妃甸作家论》这部书既有厚重的历史色彩和历史人文主义的观照，也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人物内在灵魂的呈现。曹妃甸是一个充满厚重历史积淀和神奇浪漫色彩的空间结构和场域。唐王东征、曹妃为国为民献身的婉丽凄美的故事广播人间，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美丽传说；晚清年间法本和尚在曹妃甸建寺修行、燃指化灯、修建灯塔导航的传奇，后人有口皆碑。历史最终进入了档案，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今的曹妃甸人以“锲而不舍、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演绎了当今“精卫填海”的神话。曹妃甸作家对历史通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进行了精神重构，对绚丽的新时代景观予以血肉丰满、灵魂丰赡、格调高昂的深度描述。在这部书中杨立元先生把曹妃甸的历史传奇与曹妃甸时代开发建设交叉融合，建立了历史和现实的对话机制，历史和现实的通道予以语言化、精神化和思想化的打通。杨立元先生尤其注重文学的历史观照和时代表达，在不无准确的描述和深刻的评说中揭示了曹妃甸作家群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禀赋，通过这一作家群的“时代构造”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实现“中国梦”、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和大力发展“一带一路”的思想，积极颂扬了曹妃甸建设者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
无论是史诗还是颂歌其首要的前提必然是真实和现实感，是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深度契合。
可以说，《曹妃甸作家论》这部书是一部曹妃甸建设的恢弘史诗，是一曲曹妃甸精神的壮丽赞歌，对于“彰显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传统，促进当前乃至以后地域文化建设，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在阅读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所涉及的相关作家是对时代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以及理想主义情愫的，他们的作品也大抵是真诚和感人的。尤其是他们在处理现实题材和时代重大命题的时候呈现出了作家应有的求真向善的精神，当年的米沃什在谈论波兰诗歌的现实题材时就强调“它是个人和历史的独特融合发生的地方，这意味着使整个社群不胜负荷的众多事件，被一位诗人感知到，并使他以最个人的方式受触动。如此一来诗歌便不再是疏离的”。（《废墟与诗歌》）而我们衡量一个作家以及作品的重要性，显然是要置放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野中，也就是说既具有美学的有效性又具有社会学的重要性和令人信服的现实感。这同时印证了作家以及批评家都应该具有回应现实的思辨意识、精神视域以及思想能力。
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导精神。这部书既具有深刻的历史理性，又有丰富的人文精神，理性和人性由此成为文学的核心要素。曹妃甸作家和作品的强大底蕴和生命力就在于作家对国计民生的挚爱和关注，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使命感——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责任和使命感还体现在作家的语言良知、人性操守和及物性的文化关怀。他们的作品不仅真实地再现了现实，而且“以热情为元素”把生活的愿望和理想景深也展现出来，表现出了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以及诗性和人性的统一，因而有了较高的思想质量和人文品位。这部书揭示了曹妃甸作家群通过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筑起了文学的价值体系，并在“历史理性存在着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存在着历史的维度”，实现了“真”与“善”两个价值取向的交汇和共振。
具有穿透力的人文情怀是《曹妃甸作家论》的精神底色。
曹妃甸是一块充满浓厚的人文精神以及绮丽的自然风光的海岛和海湾，这是自然性和人文情怀的融合。先有曹妃为救黎民百姓于水火而香殒古岛的牺牲精神，今有曹妃甸人勤劳勇敢、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时代情怀，有着“人性、社会性与自然性的调和”。曹妃甸作家群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文本征候和时代色彩无一不显示出浓郁的人文情怀以及时代所赋予的新的内涵。这部书对此进行了生动的解读和阐释，并提升到了理性和诗性的高度。
概而言之，杨立元先生的《曹妃甸作家论》是壮阔恢弘和厚重深邃之作，是至性至情、亦诗亦史之作，是多年淬炼、厚积薄发之作，是面向时代命题的求真意志之作。
这部书不仅万花筒般地涉及各个文体的曹妃甸作家，是研究曹妃甸作家群落和文学生态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和解读入口，而且也是曹妃甸文学的丰赡史书和文化档案。它的意义不只在当下，更在以后，它们的读者不只是这个时代的，更是属于未来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