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文学评论

菊花须插满头归

□徐则臣

三年前搬到西北五环外,抬头看见百望山。名副其实的北京西郊,脚底下的这片土地,在十几年之前还叫龙背村。从这里坐地铁去单位,弯弯绕绕需要一个半小时。地铁也会坐累,下班回来,过了十号线的海淀黄庄站,我经常半路下车,哪一站都无所谓。出地铁站,就是广大的北京西郊。

2002年到北京,读书、写作、成家立业,从一间房子到另一间房子,搬了5次家,一直围着西郊打转。北京很大,但对我来说,北京只是这一块,我熟悉的也只有这一块。这里有我的亲人和师友,有我18年来安宁浩荡的生活。很多年前,这里的每一条街道、马路和胡同我都走过,每一座高楼、平房和四合院我也都看过。很多年前,你总能碰上一个背双肩包的年轻人像游魂一样在大街小巷穿行。

我在这里结识了五湖四海奔波而来的朋友,他们分属五行八作,怀揣看得见或秘不示人的本领。那时候都还年轻,英雄不问出处,一个眼神对上了,就啸聚街头巷尾,找个小馆子吃喝起来;因为不胜酒力,别人大碗喝酒,我只大块吃肉。就是在西郊这里,我遇到了这些故事中的宝来、行健、米萝、咸明亮、冯年、天岫、张大川、李小红、张小川、王枫、林慧聪、戴山川,也遇见了“我”自己,木鱼。

一晃十几年过去,歌楼听雨的少年年岁已长,壮年听雨者,鬓未星星人也星星了,皆客舟中四散而去。除了我,留下来的都算上,一桌牌局怕也难以凑齐。他们离开是必然的。看过这些小说的朋友问我:他们非得走吗?我说:非得走。不惟是京城米贵、居之不易,还因为他们在精神上扎不下来根。这个世界有多少条宽广的道路就有多少根绊脚的绳索,这个世界有多少种欢聚就有多少种离别。

在高谈阔论之间,在推杯换盏之间,在畅想未来和黯然神伤之间,我看见他们的道路慢慢变成绳索,我开始经历一个个欢聚之后的离别。我扳了指头数过,行健们,咸明亮们,冯年们,张大川们,王枫们,林慧聪、戴山川们,没有一个在西郊待得超过10年。10年后,剩下一个我。

我也没有扎下根,但我用了18年的时间替他们证明了一个问题:扎下根跟户口、编制、房产证、娶妻生子、家业兴旺没有必然关系。当然,一个现代人,是否一定得在故乡或者他乡扎下根,同样是个破费思量的问题。这些事说来话长,他日辟专章单表,此处只说他们。有朋友把集子翻阅一遍,看得泪目,问我:

他们只能失败吗?

我答:他们失败了吗?

我确实不认为这是失败,离开不过是战略转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人生无非如此。可以心无挂碍地来,为什么不能心无挂碍地走?

那么,从2010年到2017年,我花了8年的时间才讲完这9个故事,又是为了什么?简单地说,为了重新回到那一片我和朋友们曾经走街串巷的西郊之地。就像现在这样,经常半路下车,一个人去那里走走。幸亏这些年我一直在附近转悠,小的变化未必都能历历在目,大的动静多少还是看见了一些,否则,西郊的有些地方,贸然故地重游,真要找不着北。面目全非虽不至于,鸟枪换炮却是不可避免。小平房的屋顶不见了,废墟不见了,尘土飞扬的道路不见了,冬天弥漫的煤烟味不见了,小馆子、小摊点不见了,南腔北调少了,街巷里晃荡的人影少了,很多棵树也彻底消失了。从形式到内容,西郊正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单行道上一路狂奔,跑出了十几年前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

前两年,在同是以西郊为背景的小说《天上人间》的再版后记中,我写到一个朋友。他曾是《天上人间》里的一个人物原型。他说,搬家收拾行李,翻出了第一版《天上人间》,随手打开自己的故事,一直读到号啕大哭。哭累了,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只鞋,那只光脚为了躲开地板砖的寒凉,一直踩在另一只脚上。他站着看完了那个故事。他说整个阅读如同不停地擦拭一面斑驳陆离的镜子,逐渐清晰地看见了自己。他跟一个年轻、茫然、勇猛、纠结的自己相遇了。他的痛哭并非来自某种得意、失落或者缅怀,仅仅是因为看见了一个被逐渐还原回去了的鲜活的自己,在遥远的8年前,如同一个奇迹。

这个朋友现在几乎可以是这本《故事集》中的任何一个人,包括作为作者的我自己。我和他一样,也在擦拭一面光影漫漶的镜子,期待与自己,还有那些曾经相聚西郊的朋友再次重逢;他用读,我用写。

那一段沸腾又喑哑的时光,时至今日,哪一种才是打开它的正确方式?头脑中突然冒出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中的一句诗,似有莫名的契合: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静夜高诵,献给所有在西郊相逢过的兄弟姐妹。

2020-06-03 □徐则臣 1 1 文艺报 content54947.html 1 菊花须插满头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