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剧是国产电视剧的重要类型，无论是架空背景还是有史实依托，有间离感的视听美学和历史想象始终是古装剧区别于时代剧的鲜明特征，也成为检验古装剧综合水准的重要标识。近年来，经历了热播、受限、遇冷之后，《琅琊榜》《长安十二时辰》《鹤唳华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一批古装剧以制作水平、叙事模式、人物塑造等方面的优势脱颖而出，成为兼具商业价值和观众口碑的“良心剧”。这些剧作的题材类型及美学风格各异，但都在通过视听元素的高度还原、群像式历史画卷的呈现、剧作风格与叙事节奏的统一、以现实关怀解读历史精神等途径寻求着艺术突破。
影视作品的视听元素奠定观众的第一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观众的观赏体验和代入感，对带有“陌生化”审美特质的古装剧来说尤其如此。剧作中场景、画面、台词、音乐等视听元素对历史原貌的严谨还原，以及有“高级感”的艺术再现，已经成为高品质古装剧的“标配”。《长安十二时辰》展示了唐代长安内各色人等的妆容、服饰、器物，交代行卷干谒、上元风俗、宵禁制度、叉手礼等贴近日常生活的礼制风俗，让一座“活”的唐代长安城宛在目前；《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量内景采用烛光替代灯光，以此还原农耕文明时代烛火摇曳的夜景想象；《鹤唳华亭》《清平乐》中人物造型高度复原了宋代画作，雨中庭院、焚香点茶、抚琴吟词等画面都在呼应清、瘦、净的宋代美学特征。这些剧作中细节考究的视听元素既强化了历史空间的真实感和诗意性，也携带着丰富的文化内蕴，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
看重视听美学质感的创作理念赋予了古装剧独特的美学品格，也催生了新的电视剧审美与评价标准。越来越多观众对镜头运用、画面结构津津乐道，热衷于考察剧中衣冠器物的质感与还原度，由此不断带动着品鉴古代历史、艺术、文学的热潮，如《如懿传》播出后的故宫参观热、《长安十二时辰》播出后西安旅游热、《鹤唳华亭》播出时的宋代文博热等。不久前，一批学者就“清平乐”之“乐”字读音分歧展开反复论争，再次确证着古装剧在当代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力。
与以往突出英雄个体、借宏大事件和场面声势来展现历史画卷的方式不同，已经有不少古装剧尝试突破围绕主角单线的叙事结构，重视配角群体的辐射功能和文化意义，着力塑造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物群像，尤其留意刻画“小人物”的悲欢。如《琅琊榜》《长安十二时辰》等剧作采用了“双男主”的设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清平乐》等剧中配角群体数量、个性的表现空间都在增加。《知否》在主角盛明兰的视角中陆续加入卫小娘、盛品兰、曹锦秀等一批人物的遭际，进而描绘宋代女子在严格的身份尊卑、复杂的家族关系和道德伦理束缚下的生存状态；《清平乐》则用宋仁宗的主线索关联起仁宗朝的宰辅名臣、文人集团，用梁怀吉的不幸遭遇引出盛世之下受疫病、贪腐之害的普通人，使作品能将帝王将相、文化精英、市民百姓同时纳入观察视野，丰富了历史情境的层次。
在重视群像的同时，这些剧作越来越注意在勾勒配角形象时融入必要的历史信息，像《长安十二时辰》中，君相百官、市井百姓、异域远客等大量来自唐代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携带着独特而又能深化历史精神的信息，不断参与到叙事中，点染着剧作的支脉。崔六郎、曹破延、徐宾等人物群体关联出的军籍管理制度、西域民族的奴隶制、朝廷行政命令的疏漏等问题，都指向那个时代的民生多艰，使剧作能够从更多元、更深入也更“接地气”的视角去展现历史画卷。
长期以来，为了强化戏剧冲突、制造吸引观众的“看点”，国内外古装剧多采取将历史诠释权谋化的手段。《甄嬛传》《军师联盟》等国产古装剧，《唐顿庄园》《权力的游戏》等国外历史剧，都在快节奏的叙事中设置了大量悬疑、阴谋、争斗，带来扣人心弦的观感，同时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人心险恶、以暴易暴的历史观。然而，这种崇尚快节奏、强情节和反转的观念已经培养起观众对古装剧的审美期待，甚至成为部分观众心目中的标准范式，使古装剧想要摆脱宫斗逻辑的审美疲劳时，面临着很大挑战。加快叙事固然可以使线索精练、冲突激烈、情节集中并极具紧迫感，但同时也极大压缩了电视剧的审美空间，作为综合艺术的电视剧似乎只剩下“讲故事”一种功能。
剧作的叙事节奏、人物塑造及视听元素综合把控的要义在于整体风格的高度一致，表达效果互相借力。推进剧作风格和叙事节奏统一，特别是敢于“慢”下来，使一些口碑之作找到了新的艺术突破点。像《长安十二时辰》里那些反映长安市民日常生活情景的长镜头、表现边塞激烈战事的剧情，以及《清平乐》里反映士人昂扬精神面貌的长篇对答、对宫斗手段的淡化，显然都拖慢了进度。但若非如此，剧作所寄托的唐宋风神便无从传达，渗透在视听元素和人物形象间的热血、坚守的力量，宽容、典雅的韵味也难以充分施展。剧作节奏的艺术处理有得有失，如何平衡“慢”节奏和对“爽剧”的期待，依然需要结合未来的创作实践继续探讨，但却是古装剧寻求创新的内在要求和积极尝试。
渗透在视听元素、人物形象及叙事之中的历史精神解读，决定了古装剧的思想境界，也是古装剧艺术创新之中挑战较大的环节。而在古装剧中得到较好诠释的历史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尊重历史、崇尚理性和关怀的现实主义精神。尊重历史是创作的前提，虽然古装剧本无恪守历史记述的硬性要求，但近年来依托史实的口碑之作，都在努力做到当有史可考时尽量不违背历史记载，于记载不详或空缺处进行合理的艺术虚构，使剧作中呈现的历史不信口开河、不盲目崇高、不丧失理智，秉持科学、客观的现实主义态度。然而，尊重历史不代表拘泥于历史，对历史的艺术想象依旧是古装剧创作的核心，对人性的理解、对生命价值的态度则主导着艺术想象的思维。与《甄嬛传》《延禧攻略》等古装剧带有的“打怪升级”式游戏思维及背后的斗争模式相比，《长安十二时辰》《清平乐》等作品不再夸大对抗和争斗，转而在冷静的对话、沟通中展现人性中的包容与高贵。这种反斗争模式更能展现历史事件、局势的复杂性，更能体现中华文化推尚中和、中道的现实关怀，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当然，传达现实关怀并非带着大团圆的期许去淡化冲突、美化缺憾，而是展示即便遭遇苦难和困境，仍然值得相信、仍然可贵的人文精神。《长安十二时辰》既揭示权力中心的凶险和危机，也表现唐代长安盛极一时的繁华，小人物的善良与坚守；既直面边疆战士、底层百姓生存的艰辛，亦表现长安城中各阶层居民日常生活的自得其乐，以及前赴后继守护家园的决心。《清平乐》展示文人群体或为信仰、或为名利、或为情义的动机，也表现在朝局的动态平衡之下，宋仁宗温厚仁德的人物性格、北宋士大夫高昂的精神面貌和浓郁的文化氛围。
古装剧的新变既在适应观众的审美趣味，也在引导观众的审美习惯，开辟新的市场路径。近年来，诸多古装剧的破圈之作使打造精品的创作理念、严谨的创作态度逐渐成为共识，对古装剧的新变形成更高的挑战。突破“套路”、打破既有模式的尝试有待在受众定位、艺术手法等方面继续探索，但在确保艺术品质、文化品位和价值品格的前提下求新求奇，是古装剧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谋求创新、保持生命力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