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艺术

最美好的遇见

□王浙滨

迈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那一年,我30岁。从北京火车站坐上接新生的大巴车,穿过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城区,直奔城北郊外昌平区朱辛庄。据说是明嘉靖皇帝谒皇陵(十三陵)路遇此地所赐“朱辛庄”。看着四周被一片田野包围着的孤寂的校园,看着树木掩映下的一排排红砖房,看着门口赫然而立的“北京电影学院”大木牌,我恍惚在梦中,疑惑徘徊,许久许久。这就是我心中的圣殿“北京电影学院”吗?这就是过去、如今、或许将来,中国电影的最高学府吗?

走进课堂,我便感到如沐春风。无论是沈嵩生、王迪、汪流、余倩、黄式宪老师的电影剧作课,还是李少白、郑雪来、周传基老师的中外电影史课;无论是谢飞、郑洞天、倪震老师的电影导演、美学课,还是李準、黄宗江、叶楠、鲁彦周等前辈的大师讲座课。我就像一棵刚刚萌发的幼芽,吸收阳光雨露,如饥似渴,茁壮成长。记得我当时有一台老式双卡录音机,会把老师的重点课都录下来,一是下了课可以再对照课堂笔记听一遍,二是给因故没有听到课的同学及时补上。几次搬家,我至今都保留着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十几本课堂笔记,也许不会常去翻看,但精髓已刻在脑子里。李準老师的“生活才是最生动的课堂”,叶楠老师的“细节会支撑起一部剧本”,郑洞天老师的“电影是表现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倪震老师的“新生代电影美学”。文学系的王迪、汪流、余倩老师,当时被称之为“三驾马车”,从主题、结构、风格、场景、人物、台词,全面系统的电影剧作基础课,更是带领我们渐入佳境。请原谅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了。应该说,我日后电影创作的根基就是在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编剧班的课堂上深深扎下的。从此,启蒙我、支撑我、引导我在电影创作的道路上一直走到今天。

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大都是从各电影制片厂和电影研究机构选送上来进修的,年龄更是相差十几岁不等。有的同学已有剧本拍成电影并颇有影响,如《法庭内外》《瞧这一家子》《泉水叮咚》《月亮湾的笑声》;有的同学已在电影艺术研究领域发表论文小有成就;有的同学被当作电影编剧的苗子重点培养。如翟俊杰、赵葆华、贺梦凡、吴建新、林力、陈敦德、张震钦、金海涛、李梦学、宁和……个个才华横溢,自命不凡,意气风发,口才了得。每天晚饭后,我们都会成队结伴,在田间小路上迎着夕阳散步,那是如今应称为“线下”的更灵动的课堂。我们的话题几乎都是围绕探讨当代电影创作、改革开放初期敏感的社会问题、颇有争议的中外文学作品。有几位理论高深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如我这般矜持些的,也就是偶尔能插上几句话而已。争执、争论、争吵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为电影中的一个情节,有时为课堂上老师的一个观点,有时为在课堂上朗读自己创作的剧本是用普通话好还是方言好,面红耳赤甚至出言不逊也经常发生。你就看那散步的队形吧,一会儿几个人疾步如飞走到前面,一会儿几个人走走停停落在后面。至今回想,我是多么留恋那一个个黄昏与夜晚,那一场场无拘无束、真挚坦诚、放纵不羁的交谈与思辨啊。那时的我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极低极低,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却至高无上。

不记得是哪位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电影的本质就是向影片学习。”每周全校师生都会在学校大礼堂看两部电影,大都是国产片。让我倍感荣耀或虚荣心得到满足的是我在学校期间,大礼堂里放映了我参与编剧的电影《飞来的仙鹤》。那天放电影之前,我一直在没人的地方游荡着,装作若无其事地不敢进去。尽管在此之前,我已经得知,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老师在全国电影创作会议上,评论《飞来的仙鹤》如银幕上吹来一股清丽的风,创作者如同银幕诗人为我们带来了这部质朴又华丽的电影。但一想到即将看片的是为自己授课的老师和看片时一向挑剔的同学,便紧张地直熬到电影音乐响起,才悄悄溜进礼堂,摸黑在后面坐下。现在我都想不出,当时为何那么紧张与忐忑,那么在乎他人的评价。直到电影散场,我偷偷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班主任王迪老师在课堂上点了我的名字,分析这部影片的人性、大自然与诗意之美,我才抑制不住感到发自内心的欣慰、鼓励与满足。后来也是我在校学习期间,学校又放映了我参与编剧的《白桦林中的哨所》,当时我已淡定了许多。

最让我们兴奋的当属每周一次去城里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外国“参考片”。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有幸能看到刚刚被引进作为教学之用、没有被删减、无中文翻译的原版电影,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进城看电影那天,我们会早早吃过午饭,佩戴上“北京电影学院”白色校徽,早早就上了班车。当然都是站着,座位是留给老师的。从下午到晚上放映两部外国电影,通常放到傍晚,我们来不及吃晚饭,或在路边随便买点吃的,就匆匆赶到德胜门始发站乘345路公交车,赶回朱辛庄学校。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次,一次是放映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处女泉》,一次是放映意大利导演弗德里科·弗里尼的《甜蜜的生活》《八部半》,都是如梦如幻超长度的电影。大师之作,当然要从头看到尾,否则会遗憾终生。那时的我,每当时间超过8点就会立即陷入两难:要么看完大师之作,要么提前退场去赶345路8点45分在德胜门始发的末班公交车。为什么这个数字记得这么牢,那是因为我无数次地坐在电影资料馆的大放映厅里,不停地盯着手表,内心激烈斗争着。那种内心的不安与颤抖,至今记忆犹新。有一部分同学家在北京,当晚不必赶回朱辛庄学校,还有的同学城里有亲属或朋友,也可以想办法留宿。只有我们几个同学,是无依无靠无论多晚都要赶回朱辛庄学校的。

有一次很幸运,班长汪海涛骑着摩托车捎上我送到德胜门公交站,345路末班车已经开走了,他无奈索性骑着摩托车把我带回朱辛庄学校。一路夜风吹拂我的脸,那种感觉只有一个字形容“酷”!还有一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们三个同学商量好坚持看完大师的电影,不看到结尾怎么会理解大师作品之精髓呢?我们坚持到银幕上结尾的黑字幕一出,便“腾”地冲出放映室,撒腿就往德胜门跑。好不容易气喘吁吁地看到了345路公交站停着一辆公交车,一边加速奔跑,一边远远地大声呼喊:“等一等!”最后也就是相距数十米,眼睁睁地看着那辆末班车轰隆隆地驶出站台,缓缓地、决绝地开走了。我们几个同学顿然傻了,歇了一会儿,忘了是谁说了一句:“走也要走回去,明天早上还有课呢。”写这篇文章时,我才在高德地图上查了一下,从德胜门公交站到朱辛庄公交站直线距离有17公里,可当时并不准确知道。是啊,为什么当时没有想到叫辆出租车?也许大家口袋里都没带钱,也许那么晚了根本就叫不到出租车,也许那个年代大家都是学生没有打车的习惯……这些至今都淡忘了。总之,我们上路了,沿着345路公交车的路线往学校走,开始大家不讲话,默默地向前走。后来唱起了歌,一首接着一首,在马路上并排向前走,我心里是做好准备走到天亮的。现在想起来很浪漫,可那时却有点悲壮。走着走着,突然有人发现后面驶来一辆马车,我们还相互推脱了一阵,不记得是谁大胆跑上去向车老板求救,就让我们搭一段路吧。车老板慢慢停下了,那真叫一个“狂喜”啊,我们纷纷跳着坐上了马车,比坐上小轿车都爽!有什么资格的人才能坐上马车啊?17、18世纪名门贵族才能坐上马车呢。当知青时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时才能坐上马车呢,平时我们只能坐牛车。我越想越美,不觉又唱起歌来。记得一直坐到朱辛庄公交站,我们才跳下马车,一遍又一遍地谢过车老板,无比快乐地向学校大门口跑去。只见有提前离开电影厅赶上末班车的几个同学,守在大门口收发室,生怕我们几个回去太晚进不去校门。我当时那叫一个感动,说的很清楚其中有赵葆华。必须把他的名字写上,要不然文章让他看见该骂我了。

在北京电影学院那一年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写到此我都不想写了。比起我们对电影的虔诚,那些事情似乎都可以不提。我们就是这样迈进朱辛庄北京电影学院的圣殿,怀着对电影的热爱与赤诚。明知前面的道路并不全是鲜花还有荆棘,明知有成功也有失败也许会败得一塌糊涂,明知电影编剧永远是站在一部电影的幕后,但却是:一部电影的灵魂。这就足矣了,值得我们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走到底!

我至今仍然庆幸我的选择和坚持。

毕业离开朱辛庄学校的那一天,我默默地摘下了一直戴在胸前的校徽。眼睛湿了,一直到北京火车站,上了火车都没有干。

世间一切都是遇见,但它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遇见。

(作者系1982年文学系编剧班毕业生)

2020-06-24 □王浙滨 1 1 文艺报 content55255.html 1 最美好的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