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柳斌杰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中国版权协会名誉理事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1968年参加工作，1971年入党。北京师范大学外研所西方经济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教授、高级经济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府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文化的特性

文化是指人类在其历史演进过程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反映了地球人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自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和达到的程度。

文化的本意有创造、耕耘、教化，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文化概念主要从教化的角度定义。后来演变成与经济、政治相平行的狭义概念。这种狭义上的文化大致包括了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传播、社会意识、宗教习俗等这样一些精神形态的物品和活动。

文化的主要特性是创造性、独立性、继承性和融合性。简而言之，所谓创造性，是指每一次文化活动都是一个创造。这是文化的最大特征。每一场演出都是自己的创作，甚至一个词语、一个语言范畴，因为有态度、有情感、有温度，每个人表达出来的都不一样。文化产品不像工业产品，工业产品是定型化的、标准化的，大家用的都是一样，文化产品是因人而异、因人的创造而不同的。所谓独立性，是指文化能脱离其创造主体而独立存在。文化的价值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而是以意识形态存在的。文化不随着创造文化的主体灭失而灭失。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的精神仍然留在历史上，体现的就是文化的这种独立性。几千年前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在今天仍然是活的。所以我常常给很多学生讲，你们最大的财富就是你们所创造的文化，一旦为社会创造了有影响力的文化，你就永远活在历史中。因此，出版工作可以说是人类最伟大的工作，是一个寿命很长的产业，只要你有经典作品，就会永垂不朽，千年万年一直传承下去。所谓继承性，是指文化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延续发展，下一代人继承上一代人的文化。所谓融合性，是指文化跟固态物质不一样，容易变异、扩散和融合。中国是一个文化不断融合发展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沙漠文化、森林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海洋文化等都是不断融合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也使其具有多样性的特色。

历史已经表明，一种社会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像阳光、空气、水那样的性质，成为人们离不开的公共精神营养品，不管自觉不自觉、有意识无意识，她都进入人的灵魂之中，影响终身。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文化精神的沦丧和磨灭是一个民族致命的内在基因的病变，当其不知不觉发展到“文化癌”的时候，这个民族的灵魂就被掏空了。所以，绝不能把文化看成“热热闹闹”、“说说笑笑”的闲事，用可有可无的态度去应付。那样做，会毁了现代民族和主权国家的生存的根基。

二、文化的真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从古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一脉相承”的“脉”是什么脉？迄今为止，哲学家、史学家、文化学者们对这个“脉”的说法有很多种，有的说是“爱国主义”，有的说是“儒家思想”，有的说是“国学”，更有甚者说是“天人合一”、“和合”二字；既没有一致的认同，更没有能说服人的根据。

1.“爱国主义”说存在的问题。政权不等于是国家，从孔子到孙中山的“邦、国”都是指“政权”的范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含义根本不一样。中国反复上演的历史大剧是：政息而国不亡、国破而文化存。魏晋至元、清各代，都有外族政权长期统治，但并未消灭中国文化，反而被融合到中原先进的文化里，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孔夫子就是在元朝祭起来的。说到底是民族关系，不是国家关系。

2．“儒学”说存在的问题。儒学总体上是一个道德学说，企图以仁德教化君子，以缓和当时的政治矛盾，以图王权的治理更合理。后来的一些皇帝授意学者推而广之，用于教化不同阶级，但仍然是伦理学的范畴，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而是“治人”的道德规范。

3．“国学”说存在的问题。近代开始有学者在新文化兴起之时，将面临灭亡的传统儒学改头换面称为“国学”。我从来没有正面使用过“国学”这个概念，也反对在党和国家文献里使用“国学”概念。因为“国学”有很多弱点，一是不能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中国凡兴旺发达时主流文化都不用儒学，而一些政权没落时就开始用儒学，没有进步意义。二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是不相称的。三是倒退的历史观。从先秦到宋朝的1600多年间，儒学并不是主流文化。汉朝奉老庄之学，“独尊儒术”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走向没落的宋朝开始有人倡导儒学，但那时的文化已经多元化了。元朝开始修孔庙，用“四书”出题开科；清朝开始兴祭孔，迷惑汉人，高层是信佛的。到了清朝灭亡，保皇派提出“国学”，其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最后的“哀鸣”。从“儒学”到“国学”完全是倒退的历史观。

4.“天人合一”说存在的问题。“天人合一”这类思想的出发点，讲的是权力关系，“天命”授予“天子”，是在论证皇帝统治的合理性，是“代天行政”、“君权天授”的天命观，根本没有“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初衷，这种编造的理论根本站不住脚。把它和当今的“人与自然友好相处”扯在一起，不伦不类。

5.“和合”说存在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没有“和平”概念，也没有合多为一的思想。中国自古信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恃强大、万国来朝是最“理想”的追求。

因此，我对上述这些论断都不敢苟同，这些论点没有抓住文化本质，显得缺乏学术勇气，甚至牵强附会，迎合今天的一些观念，有削足适履之嫌，歪曲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如果把这些当相承的“脉”是通不了的，是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

三、中国文化的血脉

我认为，天、地、人三界相区别相联系和阴、阳、易三态又对立又统一是中国主流文化生成的逻辑起点。地上而悬者为天、天下而承者为地，天地之间，天形成了阳气、地形成了阴气，阴阳二气作用，产生了世间万物，人就是万物里的一种。由此而发，人的活动、劳动和思维创造就产生了文化。中国文化因人而生、因人而变、因时而异、因时而新，都是时空之中的鲜活东西。她的历史性、现实性、人文性优于其他民族的各类文化。她没有上帝创世、上帝造人这样的“神学”逻辑前提，中国文化关怀现存世界、重视今生今日、尊重世俗生活，中国文化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神”，所以以上帝、真主、佛祖为终极信仰的宗教文化，在中国始终悬在空中被敬而远之，没能成为主导文化，也没有成为人们的信仰。

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是与人命、人性、人爱、人情、人伦、人治等相关的人学价值，体现在八个方面：

第一是人命——敬畏生命。这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特点，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开始重视敬畏生命。从文献上看，《黄帝内经》记载，黄帝问道广成子，人怎么能活得幸福、快乐、长寿？广成子的回答主要是内修外养。内修就是修德养性、顺其自然，宽厚仁德、心态平和，节制消耗。外养就是要吸收天地之二气，以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以补精气。中国历史上出了那么多的名医，发明了世界上独特的中草药和中医疗法，就是我们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文化观念孕育的。在民间，几千年前就有人命关天的说法，只要一提到人命就是天大的事情。这在西方是没有的。

第二是人性——善恶教化。人脱离自然界之后，兽性退化，人性上升，由野蛮走向文明，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当人们自觉意识到文野之别对于社会的意义之时，就开始谈论人性与教化的问题，这种文化在尧舜时期已经有见。先秦诸子百家、互相争鸣那个年代，人性都是热门话题。关于人性的学说有性善说、性恶说、性善恶说，还有先天说和后养说。这些人性学说是人的修养加教化的理论基础。一切修身修德修文的教化思想都来自这种文化。

第三是人爱——情感世界。这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发现和传统。从《诗经》这样的元典来看，中国的先民有着热情奔放、亲爱友好、丰富的情感世界。在封建礼教之前，中国人的情感是张扬的、率直的、开放的。以后统治者“灭人欲”，把情感看作万恶之源，才将之扭曲。对人的情感的珍爱，包括爱情、亲情、友情、感情，还有旧情。中国人特别重视旧情，对曾经经历过的情感生活特别怀念。这些构成了我们中国文化的情感世界，从最早的《诗经》，到后来的重要文学名著，到当代的小说，90%的内容是表达情感生活的，这在文化中特别是文学、文艺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四是人伦——道德规范。这是教化方面的特色文化。它是从自然界观察来的。日月经天、四时交替，江河行地、有轨有则，代表着自然界的轨道、方向和规律。天有这种规律，人也要有行为规范，以天理论人伦。这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伦理观念，强调道德修养，礼制、德治、礼教、家训、族规等，都体现了伦理思想。要注意的是，儒家文化就礼乐、人伦道德层面的说教，被统治阶级用来奴化人民，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有许多限制人们平等自由的糟粕。

第五是人格——讲求人品。《礼记》就有“言有物、行有格”的论述。格本意是有规格的格子，是指人的性格、兴趣、气节、品质、风度、能力的总和。古代人是有等级身份的，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格”实际就是做人的资格的追求，判断人品的标准，也是人格自我完善的尺度。当然是指君子的人品。至今，人格塑造、人格魅力、人格高低、人格底线依然是社会品味人的思维方式和常用语言。

第六是人本——社会基础。这是接近政治方面的概念了，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想。《尚书》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把人看作社会基础。《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李世民等历代明君都知道这个道理，直到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把民本思想发展了。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都是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

第七是人治——圣人治国。这种思想对当时社会来讲，有积极意义。古代社会人治文化是统治者美化自己的说词，文人们把它变成文化追求。圣人、明君、贤臣、良将、清官、廉吏、义士、乡绅、尊长、神灵，都是人治思想的文化造出来的。特别是“清官”，从积极方面讲是表达了人们的希望，希望有一批这样的人治理国家；从落后的方面看就是忽视法治。这种人治的文化传统，忽视法治，是依法治国的思想障碍。现代社会已经抛弃了这些落后的观念。我们现在讲法治不讲人治，要民主不要专制，人民的命运自己掌握。

第八是人权——故意忽略。封建文化故意忽略了天赋人权，只有神权、君权、公权、政权、族权、家法，不讲人权，这是奴隶社会的文化、封建社会的文化和统治阶级长期歪曲、故意忽略的结果。当300年前西方人权思想上升、世界人权组织形成的时候，中国清政府也不承认“人权”。新中国成立后也不承认西方的人权概念，使我们在长期国际人权斗争中陷于被动和弱势。改革开放后我们对人权概念有所发展，提出发展权是第一位的，丰富了人权思想。现在，我们是把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权利当成最大的人权来讲，通过脱贫攻坚解决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未来15年，我们要着重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用法治保障公民所有的权利。

“信奉人治”、“轻视人权”这两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是落后于时代文化的观念的表现，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被改造成“全面法治”和“尊重人权”。

四、坚持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就是她的人学价值，是科学的先进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通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他是研究通过解放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正是这一点使他的学说充满真理和人文关怀，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只有抓住中国文化的这个血脉，才能真正做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一脉相通。

中国有八千年文明、五千年历史、三千年文化记录，中国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典籍浩繁、光辉灿烂，在世界原生性文化中堪称举世无双。中国文化是以人为逻辑起点创造的一种文化，人学价值为主线的中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基础和源泉，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通的。这些辉煌灿烂的文化让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受益匪浅，也化育成我们民族的精神，滋养了我们的思想，奠定了东方文明的根基和国家的灵魂。所以，研究文化传承，是延续我们民族血脉、增强文化自信、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课题。这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研究、分析中国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展现其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版权协会远集坊上的演讲，2020年6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