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农村题材的小说作品，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如文学史家洪子诚所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位列首位。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乡土文明历史悠久，乡村意识根深蒂固。即便在当下，中国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口生活在乡村，或者拥有清晰的乡村记忆。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沈从文等一大批现代作家，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方面所取得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成果，为后来小说家的创作积累了开创性的经验，也为新中国成立至今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互为镜像关系，这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更能直观地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及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我们可以读到同时期诞生的经典小说，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山乡巨变》等等；我们还可以在《平凡的世界》、“陈奂生系列”小说中找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包产到户政策推行的蛛丝马迹；在一些当下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易地搬迁、乡村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给乡村生活带来的显著变化。不同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都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或者农村社会的中心事件。
新时期以来，社会的多元化趋势，推动了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多元化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中心事件的泛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了社会从共名状态向无名状态过渡，先锋文学的普及，城市文学和类型小说的兴起，都让农村题材小说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表现乡村，农村题材小说的出路在哪里，对很多作家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韩传喜曾撰文称，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城乡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传统的乡土意识和乡村文化心理结构也有了较大改变，乡土作为一种静态的农业文明已经走向瓦解，中国逐渐进入后乡土时代。如果还致力于表现近乎原始的、封闭的、落后的乡村镜像，将会使作品严重失真，也无法准确呈现当下农村和农民的现实状态。倘若这样的写作是合理的，那文学将如何印证现实生活？不能印证现实生活，又如何保证作品情感的真实和作家的真诚？作家和作品又将如何得到读者的信任？
炊烟袅袅、鸡犬相闻，这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乌托邦想象同样令人生疑，这是一种没有现实生活基础、靠想象支撑的写作方式，这种想象全面脱离了当下农村社会的真实状况，在势不可挡的现代化进程中早已丧失了可能性。面对现实，写作者倘若还闭着眼睛，以期桃花源传统的历史性延续，这其实是一种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缺席。没有乡村生活经验，没有对农民和乡土的关注，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自然无法呈现一幅全新的与现实生活同步的农村社会图景。学者吴晓东批评这种向后追溯反映的恰恰是自我创造力和更新力的薄弱，也是社会观察能力的枯竭。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紧跟时代、贴近农村现实生活、具有当下性和艺术性的小说作品层出不穷，成果可观。虽然当下农村已经没有绝对的中心事件，但各个阶段的热点，都可能被作家捕捉到，成为文学镜像陆续呈现在读者面前。驻村干部面对三代人的恩怨情仇，将如何参与化解矛盾？老藤《遣蛇》的表达显然不仅仅停留在引人入胜的故事表面。进入移民新村后，祖辈相传、浸入骨髓的传统文化与新的村镇生活能否相融共生？潘灵的《偷声音的老人们》，将视线投向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农民。杨遥的《父亲和我的时代》，则聚焦精准扶贫，让读者看到了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父亲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相对于以往的农村题材小说，这类作品呈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面目，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在读者面前，镜像中的乡村社会更加丰富多彩了，作家视角更加多样化了，文本形式也更能体现当下读者的审美需求了。
我们不妨以杨遥《父亲和我的时代》为例，看农村题材小说的新变。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胜年，这是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中心事件。同时，这些年，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书写农村新面貌？又如何进入当下农民的内心世界？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经验，以及传统的乡土小说的表现形式是否继续有效？读《父亲和我的时代》，也许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可以将《父亲和我的时代》看做是一部家庭伦理和乡村社会伦理题材的小说。作品并没有直接提到国家的扶贫政策，也没有塑造一个扶贫干部，甚至连相关细节都很少出现，作品写的是“父亲”这几年天翻地覆的改变。“父亲”在“母亲”去世后，变得沉默和不修边幅，他的生活是灰暗的，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憧憬。他只希望能有一部收音机打发无聊的时光。从“父亲”找我要一部旧的智能手机开始，他就慢慢发生了变化。他加了“我”的微信，随后又让我在朋友圈转发他种植绿色食品的视频。更让“我”惊讶的是，“父亲”居然做起了微商。“微信、抖音、快手、哔哩哔哩……都是我们的平台”。为了让“父亲”高兴，“我”也成了他的义务推销员，在“我”并没有上心的情况下，“父亲”居然做得有声有色。他还帮助无依无靠的邻居刘桐、前赤脚医生月仙这些乡亲带货。
“父亲”的日子从乌云蔽日到阳光明媚，他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觉得有奔头了，连以前赖以糊口的营生裱匠活，在做微商之余，在“我”请来的纪录片导演的镜头面前，“父亲”也能自豪地将活计做成被人赞赏的手艺甚至传统文化的感觉。“父亲”精神面貌的改变，是从骨子里的，由内到外的。“我”是一个大学毕业在城里做干部、当作家的知识分子，亲眼见证了“父亲”接受“新生事物”的全过程，此时的“我”开始害怕自己变成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我觉得以前的视野太狭隘了，而父亲他们，我认为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竟然跟着时代奔跑”。
以前连智能手机都没有用过的乡村裱匠，转变成一个可以发微信，可以直播带货的新式农民，父亲这一意想不到的变化，如果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契机，没有一个惊人的推动力在他身上施加影响，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杨遥只用只言片语，巧妙地交代了作品的时代背景。这些不经意的碎片化的语言包括“碰上精准扶贫”，“村里第一书记组织培训”，“刚开始做微商时老师就教我们在各种平台上宣传自己”。为数不多的几句话，让父亲的变化变得合情合理、水到渠成。
国家层面的精准扶贫战略正在稳步推进，作品与这一时代背景有着明显的互文关系。我们从小说的标题也可以获得作者的“暗示”。精准扶贫是因，父亲戏剧性的变化是精准扶贫的果。因此，《父亲和我的时代》也是一部精准扶贫题材的小说。
今后的文学创作，即便是重大社会公共事件，或者影响历史进程的农村政策的出台，相关题材的小说，作家的视点下沉，打破宏大叙事模式，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将会成为更加普遍的现象。
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作家的想象力、小说的叙事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态局面，乡村日常生活，社会风俗习惯，人伦关系诸如此类的叙事不断进入读者视野，作家也因此避免了释政策观念的“图解式”路子。比如《父亲和我的时代》，作品的表现方式别具一格，这对今后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多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曾说：“在将来，只有那些能够描绘出自己时代，自己的同时代人及其观点的最美好图景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他的这一断言今天仍被很多写作者奉为真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形式还是内容，农村题材小说的呈现方式，也应该因时而变。不把握时代脉搏，作品也就没有生命力；失去了这个根基，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将是空中楼阁，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