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进入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晚近的新世纪，以杰出作家汪曾祺先生为突出代表的江苏里下河地区的文学创作，就呈现出一种特别活跃的状态。但在承认如此一种活跃状态存在的同时，这一特定地区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随之也就成为了学界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虽然有不少人已然认定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存在，但我却还是愿意对此持更谨慎保守的态度。然而，无论如何，一种无法被否认的现实是，截至目前，在里下河这一特定的区域，的确不仅已经聚集了一批文学创作态势相当活跃的作家，而且，这一批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已经呈现出了若干相同或相似的思想艺术特色。在这些思想艺术特色中，我以为，风俗画乃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尽管我们是在一种相对笼统的意义上讨论里下河作家群体的，但具体到风俗画这一特点，恐怕却更多地对应体现在小说与散文这两种文学文体上。

查阅包括《辞海》在内的一些相关著作，虽然并没有直接发现有“风俗画”这样的词条存在，但却从内涵层面上发现了相类似的词条。《辞海》中有“地方色彩”这一词条：“文艺作品中所着重描绘某一地区特有的社会习尚、风土人情，以至适当采用方言土语等等而形成的一种艺术特色。在作品中适当地带有地方色彩，有助于形象的描绘，能更生动地反映该地区的社会生活，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无独有偶，在西方现代理论批评家艾布拉姆斯那部影响颇大的《欧美文学术语词典》中，竟然也不无巧合地出现了“地方色彩”这一词条：“地方色彩是指小说作品中对于具有地方特色的背景环境、方言、风俗、服饰以及思维方式与感情表达方式的细致描写，例如哈代笔下的英国‘威塞克斯’地区或吉普林描写的印度。美国内战后，部分美国作家开拓了对美国不同地区地方色彩的文学再现……所谓‘带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指的是那种像欧·亨利或达蒙·鲁尼恩有关纽约故事之类的作品，其志趣在于对地方的表面特色进行感伤或喜剧性的描写，而不深入揭示一般人物的性格特征及社会问题。”综合以上中西两方面的相关论述，所谓“地方色彩”，其实也就是指作家在散文尤其是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着重于揭示和表现某一特定区域背景环境、社会习尚、风土人情、方言土语的有效艺术手段。换言之，这种“地方色彩”也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风俗画”的表达方式。某种意义上，“风俗画”这一语词，乃是相对于“风景画”一词而得以生成的。如果说“风景画”仅仅是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自然风景的描摹与再现，那么，“风俗画”就更多地带有文化层面的意味，是对某一地区特定文化习俗与地方风情的一种真切再现。

在里下河作家群的创作过程中，“风俗画”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段，在很多作品中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比如，汪曾祺那篇早已是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受戒》中，就有关于“当和尚”这一习俗的细致描写：“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在一般佛教的意义层面上，作为出家人的和尚，乃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产物。但谁知，到了小说主人公明海的老家那一带，这和尚却偏偏就变成了一种与“劁猪的”、“织席子的”并列在一起的特殊职业。换言之，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做和尚，竟然变成了一种讨生活，解决生存问题的特别方式。然而，小说的核心故事情节之所以能够成立，正与此种特定的文化习俗存在着格外紧密的内在关联。我们都知道，到最后，明海也即小明子，如愿以偿地和自己心爱的小英子姑娘结合在一起。倘若他们那个地方没有“当和尚”这样一种特殊职业，那么，明海与小英子爱情的成功与否，恐怕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汪曾祺之外，其他很多作家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也都特别重视“风俗画”艺术手段的精妙运用。这一方面，表现格外突出的，就是刘仁前那部很有一些影响的《香河三部曲》。关于《香河三部曲》的思想艺术定位，我想，还是出版社在折封处“内容简介”中的概括可谓特别精准到位：“书中的主人公叫柳春雨，作者既讲述了他的父辈，也描写了他的子女。但这一切并不重要，故事既没有惊涛骇浪，也没有悬疑惊悚，重要的是这一方沃土，村民们的世俗生活构成了小说的主线，既有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悲、欢、离、合，也有礼、义、廉、耻、忠、信、恕、仁、孝、悌、贞、节，写得饱满，精彩。”这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显然是，柳春雨是否可以被看作《香河》的主人公呢？一方面，柳春雨当然是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物形象之一，但在另一方面，与其把柳春雨理解为小说的主人公，倒不如干脆把香河村看作小说的主人公才更合适一些。更进一步说，我们之所以强调香河村应该被看作是《香河》中的主人公，是因为读完全书之后，能够给读者留下难忘印象者，正是香河这样一个被众水盘绕着的里下河水乡，是这个小村庄里的那些民情风俗与男女风情故事。

无独有偶的是，刘春龙的长篇小说《垛上》中，也有着对“风俗画”艺术手段的突出运用。从乡间的鱼事农事，到婚丧嫁娶，到节庆时的民俗表演，到湖神庙会所牵系出的民间信仰，一直到那首曾经数次出现几乎可以被视为《垛上》主题歌的民歌《三十六垛上》，均在《垛上》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作家并没有为民情风俗而民情风俗，而是特别恰如其分地把这些民情风俗的展示水乳交融地穿插整合到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这一点，相当突出地表现在父亲鲍久根带着林诗阳扳罾的有关描写中。扳罾，可以说是里下河水乡特有的一种渔事活动。而鲍久根，正是一位扳罾捕鱼的高手。“黑獭猫是鲍久根的绰号，一是说他生得黑，二是说他是个摸鱼高手，在水里像水獭猫一样灵活。”“这一罾，林诗阳扳得比刚才娴熟多了，边纲还没出水，罾网里就有了动静，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水花飞溅，有条大鱼在乱窜。人们惊叫起来，怕是铜头哎。铜头鱼大名鳡鱼，也叫黄箭，是淡水中最凶猛的肉食性鱼类。父亲赶紧帮着‘借’了把力，这一次林诗阳没有拒绝。随着罾网渐渐出水，那条鱼终于显出原形，还真是铜头。费了好大一阵工夫，父亲才手忙脚乱地把铜头鱼捞上来。大家都在猜这条鱼到底有多重，有人说，谁猜中了归谁。林诗阳急了，是我扳的，应该归我。”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作家之所以要描写林诗阳父子的扳罾活动，乃是为了借此而更好地展开林诗阳所遭遇到的屈辱命运。只有在捕获这条大鱼的前提下，才会存在是否应该把它送给支书三侉子的问题。而巴结三侉子的根本目的，却是为了解决林诗阳的人生出路。地域风情描写，就这样得以有机地融入到了故事情节的演进之中。

最后，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提及的一点是，一向被视为里下河地区核心作家的毕飞宇，在其长篇小说《平原》中对“风俗画”表现方式刻意回避的问题。认真地翻检《平原》，其实很难发现有地域风情突出的描写段落存在。然而，《平原》果真是一部与地域风情无关的作品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平原》的原稿中曾经有过篇幅不小多达4万余字的地域风情描写，后来被作家在修改时给删掉了。关键的问题是，作家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删改呢？“在《平原》的修改中，因不愿小说过于‘优美’和落入‘乡土小说’的窠臼而删去四万余字有关风俗化的描写，一起删去的还有四万字关于右派老顾及其《巴黎手稿》的议论性文字，这些问题都可以在版本学的视角下得到恰切评析或进行合理推测。”一方面，毕飞宇此举当然是为了避免落入“乡土小说”的艺术窠臼之中，但在另一方面，《平原》却也可以作为一种反证，反过来证明“风俗画”的确是理解把握里下河作家群文学创作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