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斑斓而驳杂，同时留给了我们两个巨大的疑问。实际上，这两个疑问也是理解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肌理的两条关键脉络。一个是有关军旅文学自身的，即军旅文学应该以怎样的审美方式来表现我们身处于其中的宏大历史。另一个有关军旅文学的文化生存环境，即军旅文学应该如何面对已经崛起的消费文化。前者是军旅文学内部的美学问题，后者是事关军旅文学安身立命的价值问题。对于前者，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解决得不那么令人满意，而后者则是全新的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回答，也预示着一次换骨重生的契机。
一、军队强势现代化与军旅文学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
当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回想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那些作品，除了《突出重围》《坼裂》等少数现实题材之外，更容易想到的还是《亮剑》《历史的天空》《音乐会》《暗算》《风声》《牵风记》《底色》《解放大西南》《长津湖》《朝鲜战争》《长征》等历史题材。我们会很感慨，在这个军队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全新历史时代，军旅文学没有拿出更多饱含时代内容、直面现实生活的大作、力作，我们甚至还会为某些作品的审美品质并不尽如人意而感到遗憾，或者觉得其中还少有《西线轶事》的深情隽永、《红高粱》的汪洋恣肆、《炮群》的冷峻犀利、《农家军歌》的厚重悲苦等等。对此，我们该做何解释呢？
首先，我们反对两种判断。第一种认为“文学已死”， 那么自然也不必追问文学的文学性和美学问题。这种判断似乎被新世纪以来文学边缘化的现实所印证，让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但细细思量可以发现，这种判断与崛起的消费主义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文学边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在为消费社会文化产品的粗制滥造进行辩解。说到底，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和审美的艺术，通过语言和审美的路径，让我们理解身处的历史。而这一点，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文化商品做不到的。军旅文学若要求得发展，就必须时刻警惕消费文化的种种弊端。
第二种判断认为文学与个人的心灵体验相关，并以此来疏离对大的历史时代的关注。这种判断执著于“纯文学”的小圈子，对于剧烈变迁的历史缺乏敏感，不屑去表达中国军队发生的现代化变革，认为这样做便丧失了“文学性”。我们认为，人的心灵体验必然与历史脉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代军人的内心世界十分丰富，我们不能认为那些彷徨、不安、焦虑的情绪就代表了当代军人内心体验的主流，乃至放弃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中锋正笔、主音大调。同时，我们又认为，军旅文学审美现代性与军队的强势现代化之间，的确存在着深刻矛盾。十几年来，军队强势现代化的外在表达诉求压倒了军旅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内在自我完成。军旅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历程实际上并不长，其主体内核与人民军队的成长密不可分，当下，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根基其实并未动摇，这是我们的判断的最可靠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全新的历史时代里，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已经远远走在军旅文学审美表达的前面。军旅作家（包括老中青三代作家）普遍存在对我军新军事变革历史过程不熟悉、对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方式方法不了解、对当代战争思维不敏感等问题。当中国民众渴望了解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的时候，我们的军旅文学却迟迟交不出与之相匹配的精品力作。不客气地讲，如果说中国军队已经开始了脱胎换骨的进程，我们的军旅作家却对新的历史脉动反应迟钝、缺乏敏感，又如何能完成审美的艺术转换和表达呢？
其次是审美创造的资源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军门子弟作家和农家子弟作家在创作上汲取了两种不同的审美经验。两类作家都汲取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审美经验，但他们的底色又大不相同。前者有朱苏进、海波、乔良、刘亚洲等人，在冷峻、犀利、灵动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出传统军人特有的强悍、谋略、忧患，而莫言、李存葆、朱秀海、周大新、徐贵祥、柳建伟、阎连科、陈怀国等人则更多地表现出中国乡土的审美经验。如果从审美创造上讲，农家子弟作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讲，都要超过军门子弟。这与审美资源有关，说到底，中国乡土文明是更加悠久也更加厚重的资源。我们遇到的是中国传统审美经验与当下军队现代化进程如何接轨的问题，例如，乡土文明当中那些自然的、原生态的审美经验与军队信息化条件下的生存状态如何相融合？西方现代派的审美经验和表现手法，又如何来传达当代官兵的内心世界？如此等等。
二、消费文化崛起与军旅文学美学核心价值的再反思
消费文化的崛起，是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必然结果。消费文化的价值核心，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但是在今天，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了消费文化令人不安的一面。它不仅仅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同时，它正在用一种大工业生产的方式，惊人地制造着人的欲望，形成了一个“制造欲望——满足欲望”的巨大生产流水线，把个体的人牢牢地控制在这条生产线上。它不仅制造物质商品，也在制造数量庞大的文化商品。因此，消费文化导致了当下中国文化语境的物化、矮化等种种弊端。在此，我们可以把消费文化的核心价值归纳为“制造欲望——满足欲望”， 其美学核心（如果它有美学的话）是“欲望——满足”的审美体验（如果它有审美体验的话）。
军旅文学的美学核心是崇高之美。康德认为，人的崇高之美的体验，来源于他在不可抗争的宿命面前，所体现的对自身尊严的感知。对于当代军人来说，崇高之美来源于三个层次，即对信仰的坚守，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当，与战斗集体共存亡的自我牺牲精神。军人无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的基本需求，但是当这些基本需求与以上三个层次的使命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必须义无反顾地牺牲那些基本需求，乃至生命。更进一步说，军旅文学的美学核心是一种“牺牲”的崇高之美，在战争年代，军人牺牲的是生命，在和平年代，军人牺牲的是“生活”，此即军旅文学美学核心价值与消费文化基本取向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
军旅文学审美形态或风格是多种多样的，诸如人们熟知的雄浑、阳刚、豪迈、冷峻、刚健、悲壮、苍凉等等，但无论军旅文学美学有多少斑斓的外衣、有多少不同的形态，洗尽铅华之后，我们看到的总是“牺牲”的崇高之美。自古以来，军队就是为战争而存在，军人就是在“向死而生”中永存，“牺牲”几乎就是军人的同义词，也是一切战争文学不可避免的基本主题。因此，“牺牲”的崇高之美就是军旅文学审美形态之中起奠基作用的美学核心内容，是军旅文学美学与其他类型文学美学相区别之处，是军旅文学得以自律自觉自醒的理论基石，集中体现了军旅文学美学的特殊性。
“牺牲”的崇高之美与军旅文学相生相伴，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使得军旅文学风骨坚强、傲然屹立。当我们悉心研读《无衣》《国殇》《蒿里行》《前后出塞》《吊古战场文》《金错刀行》《满江红》《破阵子》《过零丁洋》《咏海舟睡卒》《马上作》等等为数众多的历代军旅诗文，我们可以深刻而真切地感受到其中慷慨赴死的大义、共赴国难的勇武、宁死不屈的风骨、同生共死的友爱等震撼人心的特质。以此为基石，他们呈现出或悲壮激越，或慷慨豪迈；或沉郁雄浑，或气吞万里；或刚劲苍凉，或天马行空的美学风格。可见，中国古代至近现代以来的军旅文学美学风格始终传承着一个主脉，正是由于其独特鲜明的美学风格，使得军旅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民族文脉。
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沁园春·雪》《清平乐·会昌》《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最优秀的军旅诗词大多诞生于中国革命最艰难、革命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毛泽东最绚烂、最瑰丽、最豪迈，也是美学境界最高的军旅诗词，与他面对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并坚持革命理想信念的那一刻之生命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创造出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旷达、博大、雄浑、豪迈、激越、崇高的美学境界，为当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旅文学美学风范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和引领。
新时期以来，《红高粱》中“我奶奶”以及余占鳖等人物形象代表了莫言乡土世界里的人性精神。他们敢爱敢恨、泼辣勇敢，在莫言汪洋恣肆的语言狂潮中，更显得淋漓尽致。虽然其中也存在着对肉身欲望的大胆表露，但是，保卫民族国家、争取民族尊严的坚定意志，始终是《红高粱》的精神制高点，统摄着《红高粱》的总体审美体验。朱苏进笔下的军人形象往往桀骜不驯、思想犀利、理想主义，甚至因为渴望战争而苦闷抑郁。这些军人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常有的，但我们依然为之着迷，依然把他们当作理想军人的典范。归根结底，这些军人的所有情感，甚至是有些扭曲的性格特征，都被一个强烈的意愿统一起来，那就是夺取战争的胜利，为了这个目标，他们焦虑、煎熬、痛苦。
朱苏进把这种精神提升到哲学高度，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这就是一种“牺牲”的崇高之美，不仅是牺牲肉体，而且是一种为夺取战争胜利而奋不顾身的精神。进入新世纪，电视剧《士兵突击》当中的许三多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那句“不抛弃、不放弃”体现出为战斗集体取得胜利而共存亡、共生死的友爱精神，在新形势下重新阐释了集体主义精神，使英雄主义与普通士兵的内心世界产生了共鸣。因此，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牺牲”的崇高之美作为坚实核心，那军旅文学当中色彩斑斓的审美形态就不能有力地统一起来。
当然，从美学理论上确立一种奠基性的核心内容，并不代表我们已经从审美表达上完成了这种崇高之美。理论是纯粹的，但一个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一个意蕴复杂的审美意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多面体。在其内部各种要素相互制衡、此消彼长，还要与时代情绪遥相呼应。因此，建立一种“牺牲”的崇高之美的美学理论，并不意味着军人的崇高仅仅体现在勇于牺牲，其中还包含着更广泛的哲学意义。这种崇高之美的外延极为丰富，且对当下中国文化政治语境有着相当积极的引领作用。我们的意图，更是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对于扭曲人性的解救之路。从广义上讲，这同样是当下军旅文学的一种重要担当，而且责无旁贷。